中国的“文艺复兴”

        梁漱溟于中学时代开始接触宋明儒学的思想,其理解受谭嗣同影响。民国初年树立佛教信仰后,他把儒学和西学同视为经世之学。进入北大后,受新青年派的刺激,立志昌明佛学和儒学。1920年、1921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整理成书出版。此书是当时文化论战中惟一一部系统讨论文化问题的论著,也是现代儒学史上的第一部著作。
        文化论战使一些人认识到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是文化问题,只有由文化问题入手才能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梁漱溟更由此进一步认为:如果中国文化不能够成为世界文化,它就无资格存在下去;如果它能存在下去,就不应只适用于中国,而且还应成为世界性文化。梁漱溟在书中对中西印三个文化系统的历史和哲学根据作了全面分析,并且指出它们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次序。他构造了一个直系演进的文化发展观和判定文化特征的原理。在他看来,文化是“意欲”活动的后果。意欲的属性是奋斗欲求,在奋斗中它要遇到三种障碍:物质世界、“他心”、因果法则。这三种障碍形成三个人生问题,后来被梁漱溟表述为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人对自己生命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由其重要性的强弱使世界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历史上,西方、中国、印度三方文化分别代表了这三个问题所引发的文化,因此它们均可以在世界文化发展的相应阶段成为世界性的文化。西方近代文化乃是世界第一时期的文化,并且是极为发达的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史第一期出现则是“早熟”现象。
        这种三段论直至晚年仍为梁漱溟坚持。虽然这个框架是主观的,是一个在唯识佛学的基础上构造出来的直系演进的文化史观,但正是这种进化色彩的文化观使梁漱溟看到了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历史上的光明前途,也正是这种文化观使他冷静地考察了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缺失。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成就即科学与民主给予积极的肯定。他说:“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远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远不配谈学术。”中国人所以要“全盘承受”科学民主是因为中国人所持人生态度,属于第二阶段,没有产生出第一阶段应造就的文明成果。但是,历史已不允许中国人再返回头去走第一条路,因为世界的文化发展已有了新的转机。人类已由“物质不满足时代”转入“精神不安宁时代”。西方近代历史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明和民主社会,但它的路也就走到了头。这时,理智计算的方法开始给西方社会带来苦痛。他们一味向外追求,却抛荒了自己、丧失了精神,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梁漱溟从经济和哲学方面考察了西方近来发生的新动向,认为西方人现在开始转入的新道路正是孔子一直倡导的人生之路。世界文化开始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放在第一位了。正是在这一转机之中,以儒家人生哲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适逢其运会!他从几个方面预测了世界文化的未来趋势:在物质生活方面,人类将由生产本位的经济变为消费本位的经济,并增进工作兴趣,向着艺术创造发展;在社会生活方面,人类将废止统驭式的法律,代之以孔孟的礼乐,走尚情谊尚礼让的路;在精神生活方面,人们将造就一种予人以新生命的哲学。这三方面的发展趋势都证明孔子的人生哲学将在世界大行其道。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