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马齐喑究可哀”

        但是,当此亟变到来之际,绝大多数中国人显然缺乏相应的思想准备。中国封建社会肌体虽已衰朽运转不灵,却仍以惯性之力在旧轨上缓缓滑行;中国儒学文化虽已经历了辉煌而渐入衰微阶段,却仍以其余威余炎临驾国中,神圣不可冒犯。绝大多数中国人被一种自恋情结所纠缠束缚,沉浸在中华上邦文明无双的幻觉之中。只有极少数洞明国事知晓世务的佼佼者,敏锐地发现了旷古未有的“变局”的到来。于是,面对这个大难将临而举世喑喑的社会,他们祈祷风雷惊世,喊出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悲愤之声。龚自珍一马当先,继他之后众马奔腾。从此,中国近代文化长卷上逐一展现崭新的图景,新人新事、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矛盾冲突,以及新的文化成果和新的文化发展,一一奔凑来会。
        这样,在我们把目光投向近代儒学文化新境之前,很有必要先行检视一下前此“万马齐喑”的旧域及其成因。
         文化专制
        儒学文化自有明以来浸衰浸微由来已久,而入清以后清政府持久不断的文化专制政策,又加速了这一衰微进程。清兵入关仅用四十天便奠定北京,八旗铁骑跨黄河,越长江,如摧枯拉朽。但全部荡平各地的反抗,却整整用了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里,统治者发现“夷夏之辨”的传统教诫和儒学文化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指导是自身统治的主要暗礁,武力征服事业必须与文化征服事业相配合,必须对汉族知识分子实行笼络与钳制双管齐下的政策。于是,荐举山林隐逸、博学鸿儒和开馆修撰《明史》以及开科取士等等怀柔政策次第推出,而搜罗广泛规模浩大的大型类书如《古今图书集成》与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也分别在雍正、乾隆年间问世。与此同时,旨在镇慑汉族知识分子反满情绪的文字狱及意在消弭汉族民族情绪和民族意识的文化典籍的改纂销禁工作,也雷厉风行地推行起来。
        据统计,康、雍、乾三朝仅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就有118起之多。 其影响巨大株连深广者,如“庄廷 《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庭试题案”、“吕留良文选案”等,牵连常数以百计,不但在世的首事者被处凌迟腰斩或绞决斩首,即已死者也难逃戮尸之殃,至于亲故门生及与案件稍有关连者率难幸免。统治者诛求无已,不啻是鼓励那些告密邀功的奸人。而此类用人血染红顶子的文伥,迎合统治者的口味,极尽妄意引申罗织罪名之能事,使文字冤狱遍于国中。

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清“开一代新风”的思想家、诗人。

        统治者还利用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对历来蕴含民族思想的文化典籍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清查和改纂。诸如歌颂岳飞抗金的诗文被大量抽毁,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有用“虏”、“鞑”之类不敬之词者,无一不被改纂,至于那些改无可改纂无可纂的典籍,统治者干脆下令销毁。据统计,仅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即烧书二十四回,共焚书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直到乾隆五十三年,还有禁书严谕。
         “礼仪之争”
        在厉行对内文化专制政策的同时,清初统治者的对外文化政策也发生重大变化。康熙朝后期发生的“礼仪之争”,成为统治者改变其优礼传教士和倾心西方文化政策的重要导因。所谓“礼仪之争”最初发生在在华传教士内部。一派主张宣教内容和宣教方式当与中国习俗和传统相调和,故可将中国惯用的“天”与“上帝”、“天主”并用,也可允许教徒祭祖敬孔。另一派则坚决反对这种调和。教皇克菜孟十一支持强硬派,引起康熙帝不满。在要求教皇收回成命遭到拒绝后,康熙五十六年(1717)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雍正和乾隆二朝继续推行禁教政策,使在华天主教进一步遭到严重打击,与西方的贸易限制也越来越严格。一道铁门把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使中外交往急剧中落。
        历史表明,任何时代新上台的统治者都不会放弃按照自己的政治利益规范文化的权利,而战胜入主的异民族以高度警惕的眼光看待本土文化并加以强硬的文化压迫,更是普遍现象。清初以极端方式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当然可视为汉满文化冲突和融合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痛苦阶段。但是,精心编织这样一张血迹斑斑触目惊心的严密文网,毕竟有其严重的负面效应。文化高压政策犹如一尊可怖可畏的巨灵神,粗暴扼杀了思想文化的正常发展。明末清初由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启蒙大师开创并一度比较活跃的启蒙思潮自此被阻遏切断。反抗之声固然消歇沉没,就连放言时政评论史事的言论也罕所闻见。这样,摆在知识分子面前就只有两条出路。
         遗寝八股
        一条出路是较之前人更专心于八股时文中讨生活,追求金堂玉马开疆封吏的前程。此类儒士有违古昔师儒之真谛,纯然沦为于世无补于时无济的庸碌之辈和利禄之徒。清人徐大椿有一“道情诗”,描摹讽刺此类人物踯躅科举之途的情状最为生动传神:“读书人,最不济,背诗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复作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是圣门高第。可知《三通》、《四通》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高背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 辜负光阴,白白一世昏迷。”此类人物如果侥幸进入仕途,又将如何? 曾经浮沉宦海熟习官场的龚自珍和魏源对此分别有过深刻概括之论。前者屈指计算过仕途升迁的漫长过程,自庶吉士至翰林,约需三十至三十五年,至大学士又需十年。限之以年绳之以格,爬到台辅高位,已是尸居余气,一如衙门前的石狮子,徒有其形,一无可为(参见《龚自珍全集》,第33页)。后者概括彼等因循苟且的为官之道,“以持禄养骄为镇静,以深虑远计为狂愚,以繁文缛节为足辅太平,以科条律例为足剔奸蠹,甚至圜熟为才,模棱为德,画饼为文,养痈为武,头会箕敛为富”(《默觚下·治篇十一》,《魏源集》第66页)。最高统治者以操纵群臣、愚柔士民为目的,百计千方,驯之 之役之监之,使绝大多数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屏息蜷伏于封建专制淫威之下,即有聪明才力也大多在风波四伏的宦海中消磨殆尽。
         避席考证
        另一条出路是转向古代经籍的考证和整理。在政府当局的奖导下,多数学者埋头故纸堆中,青灯皓首,穷毕生精力从事古代典籍的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于是有中国儒学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乾嘉学派兴起。学术界一般认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两派的路数和风格虽各有特色,但在治学方法上都主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皆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它们共同对传统经学进行规模空前的总结,对中国学术文化的承传不坠以及向前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不能不指出,乾嘉学者同时又将学术文化思潮导向了厚古薄今、脱离现实的狭窄、局促之途。“避席畏闻文字祸,著书都为稻粱谋。”与时事政治无甚关系的古代典籍,不失为知识分子的一个避风港。而其中大多数人在繁复、琐碎、支离的训诂考订生涯中度此一生,在奔向不朽的“立言”的幻境中耗尽精力,其最后结果与奔竞仕途者并无太大差别。

龚自珍题跋

        对外深闭固拒,对内文化专制,其结果,“异端邪说”固然被拒之于国门之外或弭之于未患之时,但与之俱来的便是思想僵化、风气窒息。待到鸦片战争前夜的嘉道时期,社会危机四伏和国势陵夷不振已是十分明显的症状了。一些知觉在先的思想家觉察到社会肌体上的种种病症,也深切感受到了传统文化机制的衰颓。龚自珍描绘了一幅“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图:在位者互相勾结,盘根错节,“豺踞而鹖视,蔓引而蝇孳”,整个中国长夜难明,寂无生气,“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而文化颓败人才枯竭,已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地步,甚至连强盗、小偷也都是低能儿。(《龚自珍全集》,第886页)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近代思想家、爱国者。

        传统文化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没落而颓败,传统文化的危机又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而加剧。然而,按照新陈代谢的历史法则,不死不生,不塞不流,旧事物的没落正预示新事物的萌芽,危机的加剧正预示转机和生机的开始。封建制度的没落和传统文化的危机,预示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思想的转型期即将到来。
        万马齐喑的局面终将冲开,呼风唤雷的人才终将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