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奇才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梁启超以文化革命旗手的身分挺现在文化前沿阵地。
        他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同光体”流行晚清诗坛,他深厌其吟风弄月,无病呻吟,逃避现实。他认为旧诗创作已走上陈陈相因、了无生机的穷途末路,只有把“被千余年来的鹦鹉名士占尽”的诗坛夺过来,才能挽救诗运。他提出“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而这一革命又“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为此,他主张以新意境、新理想和新精神入诗,并确指这“三新”“不可不求之于欧洲”。这一倡导颇获响应。在他前后左右,是夏曾佑、黄遵宪、蒋观云等一批新诗人。他们的诗作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激情,传达了时代的心声。他们的革新理论振扬了一代诗风,在诗坛拓展出一片新天地。此回“诗界革命”同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虽有许多不同,却仍不失为其革新的前潮和先驱。
        他又是“小说革命”的张扬者。严复、夏曾佑等在1897年首倡“小说革命”,梁启超甚为赞同,把新小说视为开通民智、革新民心的重要工具。“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在他看来,无论是革新道德、宗教、政治,还是革新风俗、学艺,都有赖小说的革新。“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不但坐而言,还起而行。他亲自撰写了像《新中国未来记》之类政治小说,还在《新民丛报》开辟小说专栏,发表了许多小说译作。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横滨创办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刊登新小说为主的《新小说》月报。这一刊物刊登内容广泛,包括政治小说、历史小说、传奇小说、写情小说、科学小说等。梁启超本人在小说创作实践上虽无成就可言,但他的鼓吹张扬,无疑对小说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的提高有其积极影响,对于五四新文艺理论的形成也起了一定的先导作用。
        他还是“史学革命”的领袖人物。二十世纪初,他率先把史学革命提到国家盛衰民族存亡的高度。“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借用西方史学观和方法论,他对封建史学发起猛烈攻击。他揭露封建史学有四弊二病。四弊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在他眼中,二十四史仅为“二十四姓之家谱”,为“一大相斫书”,为“墓志铭”、“蜡人馆”(《新史学》)。史学是传统文化中的大户,梁启超对之情有独钟并非偶然。终其一生,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探求兴趣始终不衰。直到晚年,他还发表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之类长篇论著。可以认为,梁启超胶胶喔喔发为先鸣,章太炎、夏曾佑、王国维、陶成章等继迹而起。他们桴鼓相应,互为犄角,开辟了一条新的治史途径。在他们的鼓吹宣传和垂范作则下,一批按照新的史学观点撰写的史著相继问世,在中国史学史上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此而言,梁启超们实为行将逝去的旧史学敲起了暮鼓,又为即将诞生的新史学撞响了晨钟。
        他更是“道德革命”的召唤者。人的问题是社会变革中的焦点问题。能否培养一代大写的“人”,是直接关系到社会改革成败利钝的大事。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之始,梁启超便在长篇论文《新民说》中鼓吹道德革命。他发展了戊戌时期严复的“新民德”思想,以更明确的语言指出,培养一代具有新道德的国民是缔建新国的基础。在这篇被人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权宣言书中,他主张中国必须有一以“利群”和“公德”为核心的道德革命。他大声疾呼,要养成当代国民新道德,必须清除传统儒家旧道德中的奴性成分,不再做“古人之奴隶”、“世俗之奴隶”、“境遇之奴隶”、“情欲之奴隶”。他自称所倡新道德即由“斟酌古今中外”而得,具体检视其所倡新道德,内中确实输入了很多西方近代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一在道德领域除旧布新的努力,还得章太炎、邹容等革命派同中有异的回应,远启五四时期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潮,成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重要一章。
        梁启超不但是本世纪初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还是近代中国文化史、学术史的杰出开拓者。他在二十年代写成的《什么是文化》和《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全书未完成),被视为近代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享盛誉。前者以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的宏观论述见长,后者以时代、学科、学者、流派具体梳理为优。它们同被视为中国学术史上的瑰奇之作。
        梁启超一生勤于著述,著作等身。约计著作字数在一千一百万至一千四百万字之间。从1896到1929年,三十余年中平均每年写作三十五万字左右,可谓“高产作家”。翻检收罗其著作较全的《饮冰室合集》目录,便可看出梁启超在文化学术方面视野之宽和涉猎之广。举凡政治、经济、财政、法律、外交、历史、哲学、宗教、美学、教育、伦理、小说、诗词、戏曲、书法、金石、古籍整理乃至军事等等,真可谓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在上述有关学科领域,他都曾发表过不少可取的见解,对推动这些学科建设不无裨益。人们但凡研究近代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经济史……,都不能跳越梁启超。
        曾受福祉者称道他:“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郭沫若《少年时代》)
        二十世纪初,康梁师弟在思想文化领域由合而分的关系,非常具有象征意义,也非常发人深思。月落日出,薪尽火传,标志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交接进化。康有为端坐传统文化破坏者的领袖地位,梁启超又为近代文化传统的形成奠立基础。中国近代文化在从传统文化蜕出过程中,也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传统。这个近代文化传统的主要特点,就是一批又一批思想文化先驱者敢于向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旧思想、旧观念和旧制度挑战;敢于打破传统势力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在思想文化上开辟道路;勇于开拓,勇于革新,勇于创造,向时代提供前人未能提供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以自身不懈的文化劳作,为近代文化传统奠放了一块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