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美学的奠基者
在聆受德国哲学过程中,王国维对德国的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哲学同美学和艺术密切相联。哲学上的真理,也就是美学上的理想,又是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惟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融贯古今中外,很有自身特色。从继承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而言,他的取舍异常分明。他不很欣赏那种用仁义道德作为美的本质规定的正统儒家美学,倒是对倡导自然无为、对现实采取超越态度和批判精神的道家美学相当倾心。他强调美学应保持自己的独立价值,文艺要超政治超道德。这种观点与西方美学的超利害观点和反封建专制主义精神非常切近。从吸收西方美学思想而言,他又极具创造性和批判性。康德的名言“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被他表述为“美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并进而推导发挥为“一切美皆形式之美”。他提出“古雅”范畴,论证后天审美判断力的可能、必要与重大意义,既强调天赋才能,又不忽略后天的学习和修养,从而弥补了康德所说的天才给艺术制定法规的片面性。他提出“眩惑”概念,运用于审美分析中,成为与美感形式相对立的非美感形式,则丰富了西方有关美学超利害说的内容。王国维融会贯通古今中外美学思想,常常因其渊博的知识和极强的悟解,达到冶于一炉不着痕迹的神妙境地。
王国维不但对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美的本质和功用,美的种类和范畴,以及审美心理学等,发表了不少颇有独到之处的见解,更重要的是,他运用新的美学观念和方法,对文学(包括小说、诗词、戏曲等),艺术(包括绘画、书法、雕刻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批评和研究,留下了一份非常可贵的美学思想遗产,推动了中国传统美学向近代美学的转变。
作为操刀初试,王国维借助西方美学思想进行文学批评,最先的成果便是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
《红楼梦评论》是在近代中国人尚不知“美学”为何物的时代写出来的。它首先发现了《红楼梦》在美学上的悲剧价值。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巅峰的《红楼梦》,以自身宏丽而精巧的结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高渺而真实的意境,蕴含着强烈的美感力量。但是,这一伟大的悲剧文学作品长期被混杂埋没在“才子佳人”以至于“淫书”等庸俗之作中。王国维根据叔本华的美学理论,认为文学作品的任务和目的在于描写人生的痛苦及其解脱,从而使人得到暂时的平和。《红楼梦》一书的伟大之处即在于,它昭示了人生痛苦的由来(“生活之欲”),又提出了解脱之道(“出世”),所以堪称为“宇宙之大著述”。盲目的乐天和廉价的大团圆,本是中国小说和戏曲的旧传统和普遍的审美心理。《红楼梦》用悲剧形式直揭人生真谛,一反世俗之见,否定旧的审美观念,具有重大的美学意义。王国维认定,《红楼梦》是一部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名著等级的“绝大著作”。中外文学作品中,可与之比美者惟有歌德的《浮士德》。
《红楼梦评论》宣告了古典文学批评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拉开了现代批评时代的序幕。在它之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从未有人以如此系统的哲学与美学理论对《红楼梦》进行总体考察。王国维采用的富于逻辑思辨的分析推理的批评眼光与方法,连同其完全摆脱传统文学批评惯用的那种随感录式或墨卷式点评的文章体式,都使当时的学术界和批评界惊奇不已,从而奠定了自己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垦拓者的地位。
《红楼梦评论》同时也是王国维的兴趣从哲学转向文学的重要标记。对于这一转折,当年他有一段自述:“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也。”为挣脱烦闷,“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1905)。这一为后人屡屡引用的著名感慨表明,王国维抱着解决人生问题的强烈愿望走向哲学,然而哲学却无助于揭示人生的真谛,难以成为人生的慰藉。于是他只能掉而他往,另行找寻。
王国维的兴趣移向文学,首先是从事《人间词》和《人间词话》的写作。对于1906至1907年出版的《人间词》,他自我评价甚高,认为这些词作意境深远,超越前人。但它在当时和后来读者中的影响,却远远不如稍后出版发行的《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是继《红楼梦评论》之后,王国维又一杰出的文学批评代表作。如果说,前者的西学影响较浓,那么,后者就较淡。在书中,王国维利用并翻新了传统的“意境论”,试图建构一种能同时超越传统与西方的新理论。
意境是中国特有的重要美学范畴,也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思想。《人间词话》开首便称:“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王国维主张只有当主观方面诗人的思想感情(“意”)与客观方面诗人所接触的事物(“境”)融合为一,作品才能达到优美的艺术境界。据此,全书以意境思想为基本内容、基本线索,纵横挥洒,或总论意境范畴,多所发挥,或具体评论词家作品,以为印证。
从意境的根本关系——即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出发,王国维将意境区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写境”与“造境”四种。他认为,从审美鉴赏的角度来看,无我之境是一种天然浑成,有我之境是一种人工妙合,二者都是美的境界,但前者更自然和谐。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看,造境与写境的区分因理想与写实两派不同写法而生,但二者又颇难分别,因大诗人名词家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他还认为,境界有大有小,有隔有不隔。但境界不以大小而分优劣,大的未必就胜过小的;境界以隔与不隔见高下,凡隔者一定不如不隔(有真切的感受和真切的表达)者。
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还将意境论从文学艺术扩大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人间词话》中那段脍炙人口的境界三阶段论,何尝不可视为作者对自己对读者的人生寄语呢?“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灯火阑珊,伊人宛在,百度追求,终有所获。王国维以自己治学观世的切身体会,形象地描摹出了一种人生的感悟和升华。
《人间词话》出现在当时的文坛,是不可多得的创新之作。意境说虽然源远流长,王国维却赋予它丰富的新意,别开生面,引人入胜,把自宋以来数不胜数的诗话、词话直抛脚下,无可争辩地在中国近代文艺批评和美学思想发展史上取得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从1908年开始,他的兴趣和精力又转移到戏曲研究领域。通过广泛搜罗阅读,从浩瀚的历史典籍和杂记中搜集资料,进行考证论析,他先后撰写了二十余万字的论文。如《曲录》(1908)、《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1909)、《录曲余谈》(1910)、《古脚色考》(1911)。1912年,他在上述系列论文基础上,加上总汇,另起章节,完成了《宋元戏曲考》的写作。该书接受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又运用西方新观点新方法,系统而全面地考察了中国戏曲的源流启承及发展脉络,考订了有关重要的作者、版本和目录。该书广征博引,比较参证,训诂考订,分析综合,集中反映了作者的研究功力,也突出体现了作者的戏曲美学思想。
王国维自觉认识到进行宋元戏曲研究的历史价值。他批评鄙薄宋之戏曲的传统观念:“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宋元戏曲考序》)同时又为中国戏曲发展的落后情况深以为忧,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以期改变这种状况:“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之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学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于是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
他把元曲放在中国文学长廊中,同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等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他强调元曲“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具有极高的文学成就。他用意境论作为准则,对之加以审美评价。“元曲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具体说来,其意境表现为:“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也。”他认定这一意境美“为元人所独擅”。与此同时,他还用自己信奉的悲剧论作为标尺,对元杂剧加以审美鉴定。他认为元杂剧多悲剧,如《汉宫秋》、《梧桐雨》、《火烧介子推》等,都打破了 “乐天”和“大团圆”的传统俗套。至如关汉卿之《窦娥冤》和纪君祥之《赵氏孤儿》等优秀作品,均有资格跻身于世界悲剧名著行列中。
王国维实为站在新时代新文化立场上对中国戏曲及其历史进行卓有成效研究的第一人。他用一种进步的历史观点和追求真知的精神,用一把审美批评的新标尺,钩沉被埋沉数百年的一代文学遗产。他为宋元戏曲艺术正名,实质上是为整个文学艺术的通俗性恢复名誉。从明代后期开始,提倡通俗文学和肯定文学的通俗性作为一股或隐或现的文艺思潮,直到近代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这一历史角度看待王国维为宋元戏曲的“翻案”工作,它恰与同时兴起的“小说革命”、“戏剧革命”互相呼应。
“雅”如宋词和《红楼梦》,“俗”如宋元戏曲,王国维都以自己的巨眼卓识,穿透历史的迷雾,发现其真正价值。在他的指点讲解下,一代文学高峰破雾而出,终于耸立在国人面前。后来的文化人如若要进入这一层峦叠嶂的佳境探幽访胜的话,王国维的著作仍不失为一份精美别致的导游图。
王国维无愧为中国近代美学的奠基者。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融贯古今中外,很有自身特色。从继承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而言,他的取舍异常分明。他不很欣赏那种用仁义道德作为美的本质规定的正统儒家美学,倒是对倡导自然无为、对现实采取超越态度和批判精神的道家美学相当倾心。他强调美学应保持自己的独立价值,文艺要超政治超道德。这种观点与西方美学的超利害观点和反封建专制主义精神非常切近。从吸收西方美学思想而言,他又极具创造性和批判性。康德的名言“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被他表述为“美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并进而推导发挥为“一切美皆形式之美”。他提出“古雅”范畴,论证后天审美判断力的可能、必要与重大意义,既强调天赋才能,又不忽略后天的学习和修养,从而弥补了康德所说的天才给艺术制定法规的片面性。他提出“眩惑”概念,运用于审美分析中,成为与美感形式相对立的非美感形式,则丰富了西方有关美学超利害说的内容。王国维融会贯通古今中外美学思想,常常因其渊博的知识和极强的悟解,达到冶于一炉不着痕迹的神妙境地。
王国维不但对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美的本质和功用,美的种类和范畴,以及审美心理学等,发表了不少颇有独到之处的见解,更重要的是,他运用新的美学观念和方法,对文学(包括小说、诗词、戏曲等),艺术(包括绘画、书法、雕刻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批评和研究,留下了一份非常可贵的美学思想遗产,推动了中国传统美学向近代美学的转变。
作为操刀初试,王国维借助西方美学思想进行文学批评,最先的成果便是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
《红楼梦评论》是在近代中国人尚不知“美学”为何物的时代写出来的。它首先发现了《红楼梦》在美学上的悲剧价值。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巅峰的《红楼梦》,以自身宏丽而精巧的结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高渺而真实的意境,蕴含着强烈的美感力量。但是,这一伟大的悲剧文学作品长期被混杂埋没在“才子佳人”以至于“淫书”等庸俗之作中。王国维根据叔本华的美学理论,认为文学作品的任务和目的在于描写人生的痛苦及其解脱,从而使人得到暂时的平和。《红楼梦》一书的伟大之处即在于,它昭示了人生痛苦的由来(“生活之欲”),又提出了解脱之道(“出世”),所以堪称为“宇宙之大著述”。盲目的乐天和廉价的大团圆,本是中国小说和戏曲的旧传统和普遍的审美心理。《红楼梦》用悲剧形式直揭人生真谛,一反世俗之见,否定旧的审美观念,具有重大的美学意义。王国维认定,《红楼梦》是一部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名著等级的“绝大著作”。中外文学作品中,可与之比美者惟有歌德的《浮士德》。
《红楼梦评论》宣告了古典文学批评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拉开了现代批评时代的序幕。在它之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从未有人以如此系统的哲学与美学理论对《红楼梦》进行总体考察。王国维采用的富于逻辑思辨的分析推理的批评眼光与方法,连同其完全摆脱传统文学批评惯用的那种随感录式或墨卷式点评的文章体式,都使当时的学术界和批评界惊奇不已,从而奠定了自己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垦拓者的地位。
《红楼梦评论》同时也是王国维的兴趣从哲学转向文学的重要标记。对于这一转折,当年他有一段自述:“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也。”为挣脱烦闷,“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1905)。这一为后人屡屡引用的著名感慨表明,王国维抱着解决人生问题的强烈愿望走向哲学,然而哲学却无助于揭示人生的真谛,难以成为人生的慰藉。于是他只能掉而他往,另行找寻。
王国维的兴趣移向文学,首先是从事《人间词》和《人间词话》的写作。对于1906至1907年出版的《人间词》,他自我评价甚高,认为这些词作意境深远,超越前人。但它在当时和后来读者中的影响,却远远不如稍后出版发行的《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是继《红楼梦评论》之后,王国维又一杰出的文学批评代表作。如果说,前者的西学影响较浓,那么,后者就较淡。在书中,王国维利用并翻新了传统的“意境论”,试图建构一种能同时超越传统与西方的新理论。
意境是中国特有的重要美学范畴,也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思想。《人间词话》开首便称:“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王国维主张只有当主观方面诗人的思想感情(“意”)与客观方面诗人所接触的事物(“境”)融合为一,作品才能达到优美的艺术境界。据此,全书以意境思想为基本内容、基本线索,纵横挥洒,或总论意境范畴,多所发挥,或具体评论词家作品,以为印证。
从意境的根本关系——即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出发,王国维将意境区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写境”与“造境”四种。他认为,从审美鉴赏的角度来看,无我之境是一种天然浑成,有我之境是一种人工妙合,二者都是美的境界,但前者更自然和谐。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看,造境与写境的区分因理想与写实两派不同写法而生,但二者又颇难分别,因大诗人名词家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他还认为,境界有大有小,有隔有不隔。但境界不以大小而分优劣,大的未必就胜过小的;境界以隔与不隔见高下,凡隔者一定不如不隔(有真切的感受和真切的表达)者。
王国维像
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还将意境论从文学艺术扩大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人间词话》中那段脍炙人口的境界三阶段论,何尝不可视为作者对自己对读者的人生寄语呢?“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灯火阑珊,伊人宛在,百度追求,终有所获。王国维以自己治学观世的切身体会,形象地描摹出了一种人生的感悟和升华。
《人间词话》出现在当时的文坛,是不可多得的创新之作。意境说虽然源远流长,王国维却赋予它丰富的新意,别开生面,引人入胜,把自宋以来数不胜数的诗话、词话直抛脚下,无可争辩地在中国近代文艺批评和美学思想发展史上取得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从1908年开始,他的兴趣和精力又转移到戏曲研究领域。通过广泛搜罗阅读,从浩瀚的历史典籍和杂记中搜集资料,进行考证论析,他先后撰写了二十余万字的论文。如《曲录》(1908)、《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1909)、《录曲余谈》(1910)、《古脚色考》(1911)。1912年,他在上述系列论文基础上,加上总汇,另起章节,完成了《宋元戏曲考》的写作。该书接受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又运用西方新观点新方法,系统而全面地考察了中国戏曲的源流启承及发展脉络,考订了有关重要的作者、版本和目录。该书广征博引,比较参证,训诂考订,分析综合,集中反映了作者的研究功力,也突出体现了作者的戏曲美学思想。
王国维自觉认识到进行宋元戏曲研究的历史价值。他批评鄙薄宋之戏曲的传统观念:“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宋元戏曲考序》)同时又为中国戏曲发展的落后情况深以为忧,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以期改变这种状况:“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之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学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于是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
他把元曲放在中国文学长廊中,同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等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他强调元曲“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具有极高的文学成就。他用意境论作为准则,对之加以审美评价。“元曲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具体说来,其意境表现为:“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也。”他认定这一意境美“为元人所独擅”。与此同时,他还用自己信奉的悲剧论作为标尺,对元杂剧加以审美鉴定。他认为元杂剧多悲剧,如《汉宫秋》、《梧桐雨》、《火烧介子推》等,都打破了 “乐天”和“大团圆”的传统俗套。至如关汉卿之《窦娥冤》和纪君祥之《赵氏孤儿》等优秀作品,均有资格跻身于世界悲剧名著行列中。
王国维实为站在新时代新文化立场上对中国戏曲及其历史进行卓有成效研究的第一人。他用一种进步的历史观点和追求真知的精神,用一把审美批评的新标尺,钩沉被埋沉数百年的一代文学遗产。他为宋元戏曲艺术正名,实质上是为整个文学艺术的通俗性恢复名誉。从明代后期开始,提倡通俗文学和肯定文学的通俗性作为一股或隐或现的文艺思潮,直到近代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这一历史角度看待王国维为宋元戏曲的“翻案”工作,它恰与同时兴起的“小说革命”、“戏剧革命”互相呼应。
“雅”如宋词和《红楼梦》,“俗”如宋元戏曲,王国维都以自己的巨眼卓识,穿透历史的迷雾,发现其真正价值。在他的指点讲解下,一代文学高峰破雾而出,终于耸立在国人面前。后来的文化人如若要进入这一层峦叠嶂的佳境探幽访胜的话,王国维的著作仍不失为一份精美别致的导游图。
王国维无愧为中国近代美学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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