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学的理论倾向
这个问题,历来就有不同看法。认为颜学属于理学的,有几种说法,现辨析如下:
(1)认为颜学属于王学。这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钱林、阮元等学者祖述之。又如谭献认为颜学略近夏峰(孙奇逢)之学,而夏峰亦宗王学。这种说法已成为传统见解,现代不少学者也依从它。
颜元三十四岁时,其思想开始从怀疑理学向批评理学方面转变。他批评理学虽然侧重于程朱学派,但对陆王学派也不左袒。当时的理学家张伯行评论说:“今北地颜习斋出,不程朱,不陆王,其学以事功为首。”(《正谊堂文集》卷九,《论学》)乾隆年间,颜学已不传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仅披阅新采进的《四存编》,既未细加研寻,又因袭清初学界“不程朱,即陆王”的成见,见颜元诽厌程、朱颇烈,便误以为颜元是陆、王之徒。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后世影响甚大,所以它的这一论断被后人视为定论。
从现存有关颜李学派的大量材料来看,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如颜元曾说:“王学诚有近禅,仆亦非敢党王者。”(《习斋记余》卷六)“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 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同上)“吾乡孙钟元(奇逢)先生又以合朱、陆而成其为真孔子也,而以孔门礼、乐、射、御、书、数观之,皆未有一焉。有其一,亦口头文字而已矣。以孔门明德亲民之道律之,皆未有似焉;有其似,亦禅宗虚局而已矣。”(《习斋记余》卷三)由此可见,颜学不同于王学,也不同于夏峰之学。晚清朱一新说:“文成(王守仁)特宗旨少异,未至如习斋之甘决藩篱。”(《佩弦斋杂存》卷上,《答某生》)指出颜学冲决理学藩篱,而王学只是宗旨少异。
(2)认为颜学是“理学别传”。这以张之洞《輶轩语》为代表;近人也有认为颜学是“道学之继续”的。两者皆认为颜学未出理学范围。
既然颜元不宗朱子,不宗陆、王,也不主张调和朱、陆,则所谓理学别传,是怎样的别传呢? 为什么颜元要反对“理学宗主”——周敦颐呢? 朱、陆两派尽管门户相争,互为水火,但都认为周敦颐承接了孔孟的道统。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同时有程颢、程颐嗣承传衍,张载、邵雍羽翼宗盟。而颜元却对周、程、张、邵及后世理学家,皆辞而辟之。那么,所谓“别传”,传自何人呢?
从思想内容看,颜元重视“实事实物”,反对“空虚之学”,否认理学家的“道统”虚构,指出理学所谓的“心传之奥”源于佛、老。他认为“理在事中”,“理气一致”,反对理学家“理在事上”、“理气二本”等观点。他重闻见,更重实践,提出“见理于事”、“由行得知”,反对理学家重体认不重知见、重心得不务实行、以调伏身心为能事的思想。他认为“性即物则”、“舍形无性”,反对理学形性相离、形外有性的观点。他还强调“习与性成”,主张以“动”养性,反对理学的先天气禀决定论和主静持敬的心性修养。他重视“当世之务”,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崇尚技艺,讲求功用,反对理学家空谈性命、蔑弃人欲、崇道贱艺、排斥功利的思想,等等。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颜元对于理学的基本观念,已经否弃殆尽。这样的思想如果被认为是“道学之继续”,那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3)认为颜学属于“唯物主义理学”。这种看法是这样推论出来的:理学是我国特定时期哲学史断代的统称,其间的哲学家势必也要分作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阵营,颜元当属于唯物主义阵营中的理学家。
这种意见所概括的理学范围比传统的理解要宽。理学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主要流派,并非当时哲学思想的“统称”。在理学家圈子之外,尚有反理学、非理学的各派人物。理学是一个历史概念,我们沿用它,就应按照它的原意来理解,最好不要随意扩大它的范围,否则就会引起概念混乱。
我们认为颜李学派是反理学的。“反理学”是清初进步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当然,对于每个反理学思想家来说,应该作具体的分析,有的着重在这些问题上,有的着重在另外一些问题上批评理学。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仍然受到理学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从主要方面去剖析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体系,看它们与理学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颜李学与理学是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前者是功利之学,后者是性理之学,两种思想体系具有不同的出发点、特征和归宿。
颜元在三十四岁思想转折之时,曾将朱熹、陆九渊、陈亮三家学说加以比较,其结论是:“使文达(毅)之学行,虽不免杂霸,而三代苍生或少有幸,不幸朱、陆并行,交代兴衰,遂使学术如此,世道如此。”(《习斋记余》卷六)于是他便选择了陈亮的事功学作为思想出发点。
颜元继承了陈亮尚“用”的思想。陈亮说:“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颜元进一步发挥说:“学问以用而见其得失,口笔之得者不足恃。”(《习斋年谱》卷上)强调应用学问,并通过行动来验证“学问”。
颜元受陈亮思想启发,提出“习动”以针砭理学的“习静”。他说:“看陈龙川答朱子书,至‘今之君子欲安坐以感动之’,浩汉曰:宋人好言习静,吾以为今日正当习动耳。”(同上)他甚至把“习动”同皇帝王霸事业联系起来,认为“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动也”(《习斋言行录》卷下)。
在义利问题上,理学家大多承袭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反对功利主义,提倡禁欲主义。但是颜元却继承陈亮“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观点,鲜明地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颜元青年时即有志于社会改革,李明性(李塨之父)评他“偏僻恐类王荆公”,“立朝必蹈矫激之僻”(《习斋年谱》卷上),有意规劝他。此时,颜元重视“六艺”的思想已露端倪,但由于深受理学影响,并未发展起来。当他思想转向事功派后,便作《宋相辨》、《宋史评》,明确表示推崇王安石的学行。
颜元继承了王安石重视《周礼》“乡三物”的思想,而于“六德、六行、六艺”这“三物”中,尤重“六艺”,认为“德”、“行”要通过“艺”来体现,“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四书正误》卷三)。
颜元熔铸陈亮、王安石的事功思想为一体,奠定了他的功利论思想体系的格局,因而理学家张伯行做了如下的批评:“颜习斋以霸学起于北……其学以事功为首,谓身心性命非所急,虽子思《中庸》亦诋訾无所顾。呜呼,如此人者,不用则为陈同甫,用则必为王安石。”(《正谊堂文集》卷九,《论学》)我们认为,这个评论道出了颜学的真谛。
在南宋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辨后,由于封建统治者尊崇朱熹,理学大盛。其间虽有些思想家不时作几声“事功”的呐喊,但都淹没在“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之中,义利之辨似乎已成定案。但是,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五百年过去了,明清之际的“天崩地解”把重新评价“义利之辨”提上了历史日程。颜元恰好是重提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思想家。他曾经深喜陆、王,笃学程、朱,经历过家国变故,思想才转向事功之学。他反戈一击,批判理学,颇能击中理学的要害。
(1)认为颜学属于王学。这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钱林、阮元等学者祖述之。又如谭献认为颜学略近夏峰(孙奇逢)之学,而夏峰亦宗王学。这种说法已成为传统见解,现代不少学者也依从它。
颜元三十四岁时,其思想开始从怀疑理学向批评理学方面转变。他批评理学虽然侧重于程朱学派,但对陆王学派也不左袒。当时的理学家张伯行评论说:“今北地颜习斋出,不程朱,不陆王,其学以事功为首。”(《正谊堂文集》卷九,《论学》)乾隆年间,颜学已不传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仅披阅新采进的《四存编》,既未细加研寻,又因袭清初学界“不程朱,即陆王”的成见,见颜元诽厌程、朱颇烈,便误以为颜元是陆、王之徒。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后世影响甚大,所以它的这一论断被后人视为定论。
从现存有关颜李学派的大量材料来看,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如颜元曾说:“王学诚有近禅,仆亦非敢党王者。”(《习斋记余》卷六)“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 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同上)“吾乡孙钟元(奇逢)先生又以合朱、陆而成其为真孔子也,而以孔门礼、乐、射、御、书、数观之,皆未有一焉。有其一,亦口头文字而已矣。以孔门明德亲民之道律之,皆未有似焉;有其似,亦禅宗虚局而已矣。”(《习斋记余》卷三)由此可见,颜学不同于王学,也不同于夏峰之学。晚清朱一新说:“文成(王守仁)特宗旨少异,未至如习斋之甘决藩篱。”(《佩弦斋杂存》卷上,《答某生》)指出颜学冲决理学藩篱,而王学只是宗旨少异。
(2)认为颜学是“理学别传”。这以张之洞《輶轩语》为代表;近人也有认为颜学是“道学之继续”的。两者皆认为颜学未出理学范围。
既然颜元不宗朱子,不宗陆、王,也不主张调和朱、陆,则所谓理学别传,是怎样的别传呢? 为什么颜元要反对“理学宗主”——周敦颐呢? 朱、陆两派尽管门户相争,互为水火,但都认为周敦颐承接了孔孟的道统。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同时有程颢、程颐嗣承传衍,张载、邵雍羽翼宗盟。而颜元却对周、程、张、邵及后世理学家,皆辞而辟之。那么,所谓“别传”,传自何人呢?
从思想内容看,颜元重视“实事实物”,反对“空虚之学”,否认理学家的“道统”虚构,指出理学所谓的“心传之奥”源于佛、老。他认为“理在事中”,“理气一致”,反对理学家“理在事上”、“理气二本”等观点。他重闻见,更重实践,提出“见理于事”、“由行得知”,反对理学家重体认不重知见、重心得不务实行、以调伏身心为能事的思想。他认为“性即物则”、“舍形无性”,反对理学形性相离、形外有性的观点。他还强调“习与性成”,主张以“动”养性,反对理学的先天气禀决定论和主静持敬的心性修养。他重视“当世之务”,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崇尚技艺,讲求功用,反对理学家空谈性命、蔑弃人欲、崇道贱艺、排斥功利的思想,等等。
颜元像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颜元对于理学的基本观念,已经否弃殆尽。这样的思想如果被认为是“道学之继续”,那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3)认为颜学属于“唯物主义理学”。这种看法是这样推论出来的:理学是我国特定时期哲学史断代的统称,其间的哲学家势必也要分作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阵营,颜元当属于唯物主义阵营中的理学家。
这种意见所概括的理学范围比传统的理解要宽。理学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主要流派,并非当时哲学思想的“统称”。在理学家圈子之外,尚有反理学、非理学的各派人物。理学是一个历史概念,我们沿用它,就应按照它的原意来理解,最好不要随意扩大它的范围,否则就会引起概念混乱。
我们认为颜李学派是反理学的。“反理学”是清初进步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当然,对于每个反理学思想家来说,应该作具体的分析,有的着重在这些问题上,有的着重在另外一些问题上批评理学。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仍然受到理学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从主要方面去剖析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体系,看它们与理学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颜李学与理学是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前者是功利之学,后者是性理之学,两种思想体系具有不同的出发点、特征和归宿。
颜元在三十四岁思想转折之时,曾将朱熹、陆九渊、陈亮三家学说加以比较,其结论是:“使文达(毅)之学行,虽不免杂霸,而三代苍生或少有幸,不幸朱、陆并行,交代兴衰,遂使学术如此,世道如此。”(《习斋记余》卷六)于是他便选择了陈亮的事功学作为思想出发点。
颜元继承了陈亮尚“用”的思想。陈亮说:“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颜元进一步发挥说:“学问以用而见其得失,口笔之得者不足恃。”(《习斋年谱》卷上)强调应用学问,并通过行动来验证“学问”。
颜元受陈亮思想启发,提出“习动”以针砭理学的“习静”。他说:“看陈龙川答朱子书,至‘今之君子欲安坐以感动之’,浩汉曰:宋人好言习静,吾以为今日正当习动耳。”(同上)他甚至把“习动”同皇帝王霸事业联系起来,认为“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动也”(《习斋言行录》卷下)。
在义利问题上,理学家大多承袭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反对功利主义,提倡禁欲主义。但是颜元却继承陈亮“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观点,鲜明地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颜元青年时即有志于社会改革,李明性(李塨之父)评他“偏僻恐类王荆公”,“立朝必蹈矫激之僻”(《习斋年谱》卷上),有意规劝他。此时,颜元重视“六艺”的思想已露端倪,但由于深受理学影响,并未发展起来。当他思想转向事功派后,便作《宋相辨》、《宋史评》,明确表示推崇王安石的学行。
颜元继承了王安石重视《周礼》“乡三物”的思想,而于“六德、六行、六艺”这“三物”中,尤重“六艺”,认为“德”、“行”要通过“艺”来体现,“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四书正误》卷三)。
颜元熔铸陈亮、王安石的事功思想为一体,奠定了他的功利论思想体系的格局,因而理学家张伯行做了如下的批评:“颜习斋以霸学起于北……其学以事功为首,谓身心性命非所急,虽子思《中庸》亦诋訾无所顾。呜呼,如此人者,不用则为陈同甫,用则必为王安石。”(《正谊堂文集》卷九,《论学》)我们认为,这个评论道出了颜学的真谛。
在南宋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辨后,由于封建统治者尊崇朱熹,理学大盛。其间虽有些思想家不时作几声“事功”的呐喊,但都淹没在“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之中,义利之辨似乎已成定案。但是,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五百年过去了,明清之际的“天崩地解”把重新评价“义利之辨”提上了历史日程。颜元恰好是重提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思想家。他曾经深喜陆、王,笃学程、朱,经历过家国变故,思想才转向事功之学。他反戈一击,批判理学,颇能击中理学的要害。
王安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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