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人对于“实学”概念的若干误解

        当前有关“实学”研究,发表了许多论著,对“实学”概念有各种各样的界定,这些论著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对于实学概念的历史内涵没有弄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则是由于对“实学”概念的来龙去脉缺乏整体的、贯通的把握,因而就难免出现对“实学”概念的误解。
        关于“实学”研究,目前中国大陆最有代表性的论著是葛荣晋教授的《明清实学简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和《中国实学导论》(载《中日实学史研究》)以及三卷本的《明清实学思潮史》一书。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就其中的一些资料理解与处理提出商榷,下面我们再就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讨论。
        (1)“实学”是一个独立的学派吗?
        葛荣晋教授在其新著《中国实学导论》中说:“实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派和主导的社会思潮,发生在中国明朝中期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300年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明清实学思潮的产生,就其思想渊源来说,它来自于宋明理学又对立于宋明理学,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这里并不是毫无疑问的,而是疑问丛生的。首先,“学派”是历史上形成的,不是今人封赠的。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历史上有过独立的“实学”学派。“实学”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那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中所列的诸如宋濂、方孝孺、姚广孝、于谦、王守仁、何瑭、王廷相、张居正、戚继光、董其昌、徐光启等数百名公巨卿岂不都变成一个学派了? 我们在上面论述康熙君臣以及陈确、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人都讲“实学”,岂不也变成一个学派了?“实学”不仅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一个学科或学术形态(如佛学、经学、理学等),只能算是一种学术取向。此外,实学并非来自宋明理学,早于宋代理学三百年的唐代杨绾即已提出,并且“实学”的框架中也能涵盖理学,从本质上说并非是对立的,而且把它限定在“三百年间”也并无历史的根据,如此等等。
        (2)“实学”涵盖“本体论”吗?
        从上面三节我们所分析的有关“实学”的资料中,我们没看到一条资料与本体论有关。葛荣晋教授将“实学”分出“实体实学”一类,并指出“实体”亦即“本体”,程朱理学把“理”说成“实体”,陆王心学把“心”说成“实体”,王廷相、罗钦顺把“气”说成“实体”。本体论哲学乃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应该算“虚学”,而不是“实学”。世界的本体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这是一个不能一劳永逸一次性彻底解决的问题,人类将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长期讨论下去,理学关于理、气、心、性的讨论即属此类。“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这是“实学”的精神,一个真正讲“实学”的人是排斥这种“空谈”的,例如颜李学派的主张就是如此(当然这里也有其局限)。其实,“实学”是一个中性词,理本论者可以讲实学,心本论者可以讲实学,气本论者也可以讲实学。“实学”与本体论如何并无关系。所谓“实体实学”,是人为地将“实体”与“实学”捏合在一起的概念(这是因为作者要把罗钦顺、王廷相等气本论者拉入“实学”队伍的缘故),如果“实体”即本体之义,那所谓“实体实学”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3)“实学”有“启蒙”之义吗?
        从上面我们所分析的有关“实学”的资料中,我们看不到“实学”有“启蒙”之义。葛荣晋教授又从“实学”分出“启蒙实学”一类,也是值得商榷的。侯外庐先生认为明清之际存在“早期启蒙思想”,这一点我是赞同的。但用“实学”来涵盖“启蒙”思想却不妥当。我们通过对有关“实学”的历史文献分析,看到“实学”的内涵只有通经、修德、用世三项,并且从许多文献中我们也看到,唐代宗、宋宁宗、元世祖、明太祖、清顺治、康熙、乾隆、同治、光绪诸帝都支持或提倡“实学”,“实学”属于正统儒学的范围,封建王朝往往通过倡导实学来引导士人的学术取向。它并没有更多的思想史方面的意义,更没有“启蒙思想”的含义。不仅如此,封建王朝甚至以“崇虚无而蔑礼法”为罪名,镇压像何心隐、李贽这样的异端思想家。近代王仁俊创办《实学报》公然反对民主,反对变法。正因为“实学”一词本身并没有“启蒙”等许多意义,因此用“实学”来概括明清思潮也就未必合适。
        (4)为何从“实学”中挖掉“修德”内容?
        “实学”概念的历史内涵中有重要一项,就是“修德”,我们今天的研究者习惯于把它剔除出来,甚至把它看作“经世致用”的对立物,以至于有的论文只讲“利用”、“厚生”,而回避“正德”。古人强调“实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即理论联系实际(“通经致用”)、内外一致之意。任何一个社会,尽管关于“修德”的具体内容可以不相同,但“修德”的原则却不能没有。之所以将“修德”的内容从“实学”中挑除掉,往往是由于论者的主观价值判断,一是认为“修德”内容是封建的“三纲五常”,应该加以摒弃;一是认为只有“兵农钱谷”之类才是“实”的,这又是由于我们近三百年来的积弊积弱所产生的潜在心理意识,其实一旦这个层面的问题解决了,就会感到“修德”以充实精神的必要了。古人把“修德”作为“实学”的重要内容,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在这一点上,今人倒是应该深思反省的。
        (5)“实学”的范围应该如何确立?
        最后,就是“实学”的范围问题,论者立意要将“实学”框定在明中叶至鸦片战争的三百年间,由于没有把握住“实学”概念的历史内涵,因此对“实学”范围的确定也就失去了衡准,经常与所要框定的时限发生矛盾。如以罗钦顺、王廷相等人的思想为“实体实学”,那么主张气本论的张载,主张元气论的王充、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学说算不算“实体实学”? 如将张居正等人列为“经世实学”,那么唐代杨炎、北宋王安石等人要不要列入“经世实学”? 上而推之,先秦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算不算“经世实学”? 如以李时珍列为“科学实学”,那古代的《神农本草经》算不算“科学实学”? 其他著名医家如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以及金元四大家等人的医学理论与实践,算不算“科学实学”? 如以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为“科学实学”,那郦道元的《水经注》算不算“科学实学”?如此等等,可以类推。正因为《明清实学思潮史》著作中包含着这些矛盾,就不可能将“实学”框定在一个时限之中。其实,只要了解“实学”概念的历史内涵,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实学的历史内涵是通经、修德、用世三项,它排斥佛、老百家之学,排斥诗赋、词章、功利之学,就此内涵而言,我们可以把它上溯于孔子,此时虽无“实学”之名,却有“实学”之实,晚清朱次琦即称“孔子之道”为“古之实学”。“实学”之名的正式提出,始于唐代,这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勃兴造成了士林习尚与社会政治的反差,提倡“实学”是为了引导士人的学术取向。尽管各时代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士林习尚与社会政治的反差终封建之世一直存在,“实学”始终扮演着两者之间的调节者,而这完全是由封建社会制度的自身矛盾造成的。
        《明清实学思潮史》由于有许多明清学术史专家参与,就其分撰各章而言,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由于主编对“实学”概念有上述种种误解,因而这部书的整体框架,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应该认识到关于“实学”史的研究,这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并且应该承认,这一阶段对于“实学”的看法乃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实学”作为一个历史视角,是可以对之进行研究的,但必须重新调整我们的理论框架,使之符合“实学”概念的历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