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方法
顾炎武所代表的学风,学者常称之为朴学。朴学之义应与顾氏下面一段话联系起来理解:“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这种学术宗旨与理学不同:理学的特点在于空言说经,侈谈义理,以至忽视当世之务,这已为叶适、陈亮以来的学者所指摘。顾炎武继承了永嘉、永康经制之学和事功之学的传统,崇尚实学,讲求经世致用,同时又提倡扎实、细密、朴实的考据方法。顾炎武曾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断今。”(《菰中随笔》卷三,《敬跻堂丛书》本)训诂考据是通经致用的手段,这是朴学的宗旨。由于朴学讲求通经致用而厚古薄今,强调振兴邦族,自然不能为清廷容忍而任其发展。于是,学术史开始转入为考据而考据的狭路,出现了后来乾嘉时代所谓的“专门汉学”。烦琐饾饤,考之于不必考之地,这是顾炎武始料所不及的。
顾炎武扫除理学空疏之弊,开一代朴学风气之先,其治学方法究竟有哪些特点,这是下面所要探讨的问题。
在封建时代,圣贤经典一次次被重新解释。经学对于思想文化的影响,犹如投石湖水所产生的波纹,每道波纹都产生于同一个振源,波纹之间虽有先后之分,但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有什么序列关系。在经学史上有汉人训诂,唐人义疏,然后有宋明义理之学,清代则出现汉学。依照历史发展顺序,宋明理学乃继汉、唐经学而起,但宋、明理学家从来不承认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宣称直接继承尧、舜、周、孔,自谓圣学,而鄙薄汉、唐经学。
理学讲求心性之学。明经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用朱熹的话说,是“借经以通乎理尔,理得则无俟乎经”(《朱子语类》卷一一)。而陆王心学则反对“从册子上钻研”,提倡“发明本心”、“致良知”的顿悟方法。至末流则“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顾炎武治经的态度与此不同,他认为,对儒者来说,通经以备用世,本身即是一种目的,“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八)。因此,他主张通经,以汉儒为师。“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主,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亭林诗集》卷四,《述古》);“读书未到康成处,安敢言谈议汉儒”(《菰中随笔》卷三,《敬跻堂丛书》本)。他抛弃了理学家的明体功夫,专心致志于通经之业,摸索出一套扎实、细密的治学方法。
我们先看他是如何对待读书的。
顾炎武一生“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十四岁时,他就读完了《周易》、《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以及《孙子》、《吴子》等书。此后,他专习科举帖括之学达十余年之久。清兵入关,他绝意仕进,摒弃帖括之学。在戎马乱离之间,他手不废卷,阅书数万卷。他读书范围极广,经史子集、金石碑刻、简牍章奏、方志朝报,无所不窥,于广博中求专深,而注力所在,尤以经史为长。
理学家读儒典,拈出只言片语,便谓大本在此,至于其余文字,可以不问。而顾炎武则不然,他以小学音韵为学问基础,曾说,“古之教人,必先小学。小学之书,声音文字是也”(《日知录》卷四);“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他以为读古籍,首先要懂古音韵,懂古音韵才能明字义,明字义才可通九经及诸子百家之书。古代哲人学士,学非专门,一部著作中往往要牵涉到多方面的知识,而且字有体同义殊,歧出分训,音有楚、夏之别,因地因时而异。因此,要明一字之义,须遍考典籍,要审一字之音,须遍验古韵。然而顾炎武却给自己立下了这繁难的读书规程,扎扎实实,从一点一滴做起,积数十年学力去做通经致用的学问,这种朴实学风,产生出一种与理学迥然有别的方法,就是:归纳的方法而非演绎的方法,历史的方法而非思辨的方法,证验的方法而非参悟的方法,实事求是,把古书还之于古人,不加入自己的主观臆测。他尊重古经,是把它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历史经验,而不是什么秘旨奥典。
归纳法是顾炎武治学的基本方法。这需要充分占有资料,比勘审核,寻绎离合异同之故,旁推互证,排比钩稽,以求荟萃贯通。顾炎武所著《诗本音》即是运用此法的典范,“即本经所用之音,互相参考,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南宋以来,随意叶读之谬论,至此始一一廓清,厥功甚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一二,《经部· 小学类三》)。
历史的方法与归纳法有密切关系。顾炎武对其所要研讨的问题,每一事必详其始末,辨其源流,如《日知录》中所论历代风俗演变、典章制度沿革等即其范例。通过史迹的发现来究明兴衰治乱之所以然。运用此种方法,他也发现古籍中许多舛谬之处,如时代错误、史实不符等。
顾炎武还特别重视证验的方法,力求名实相副,凡事有佐证方可立是非,无佐证则宁付阙疑而决不师心自用。他说:“史书之文中有误字,要当旁证以求其是,不必曲为立说。”(《日知录》卷二一七,《汉书注》)他还重视社会实际考察,在其北游途中,始终“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一二,《顾亭林先生神道表》)。
以上是顾炎武的读书方法,但这只是做学问的基础功夫。至于著书立说,顾炎武有更严格的要求。
首先,他强调著述应“以器识为先”。所谓“器识”就是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顾炎武非常欣赏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话。因此在选题上,他注意的是那些关系经义治道之大体的题目,而不屑去做无关宏旨的小考证。他自己就说:“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他认为,著书的目的在于备世之用,而不是为了夸能炫博。因此,他不屑于罗列纷繁杂多的材料,而是有分析、有断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九称:“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所谓“有本原”、“能通贯”,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器识”。《日知录》结构严整,内在联系紧密,而不同于一般的札记、笔录,也正在于它“以器识为先”,一以贯之。
其次,顾炎武提倡创新精神,反对文人剿取剽说、因袭模仿的风气。他认为,著书要有新的内容:“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人之所不可无,而为之。”他自述其撰《日知录》的过程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之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同时,顾炎武重视古代文化遗产,注意从中发掘精华,合目的地精选约收。顾炎武主张,“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日知录》卷二○,《引古必用原文》),并且要注明立言之人,不掠人之美,不张冠李戴。“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亭林诗集》卷四,《述古》)顾炎武敢于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他的著作不仅裁断新、材料新,多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体例严谨,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
再次,顾炎武著书立说,不务虚名。他反对那种不求其实、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学风:“疾名之不称,则必求其实矣,君子岂有务名之心哉!”(《日知录》卷七,《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以为文不贵多,立言不为一时,著者应该对后人负责。“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他的《日知录》和《音学五书》都是积学数十年的力作。当《音学五书》刻成待印之时,发现有误,犹致书其弟子潘耒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此书虽刻成而未可刷印,恐有舛漏以贻后人之议。”(《亭林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
复次,顾炎武反对门户之见,主张虚心求教。他反对以一家之言排斥众说,以为“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而通经之路狭矣”(同上,卷三,《与友人论易书》)。他主张“问道论文,益征同志”,师友之间互相质学,可以辨章学术,补苴疏漏;反之,“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同上,卷四,《与友人书》一)。他的《日知录》、《音学五书》写成后,就曾质诸不少学友。他在《与陆桴亭札》说:“近刻《日知录》八卷,特付东堂邮呈,专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为之批驳,寄至都门,以便改正。”又《与友人书》说:“今此旧编,有尘清览,知我者当为攻瑕指失,俾得刊改以遗诸后人。”(《蒋山佣残稿》卷一)
以上谈了顾炎武对待著述的严谨负责态度。它反映了朴学的严谨学风。这种学风是十分宝贵的。顾炎武是集事功之学与考据之学于一身的学者,他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在批评理学的活动中,他一面崇尚事功,批评理学的空疏无用,一面师法汉儒,批评理学空言说经。但他所谓的“当世之务”与“六经之指”本身是有矛盾的。首先,当世之务包含着除旧布新的变革,对于新的事物需要新的理论来概括和说明。但在儒生看来,创造新理论是圣人之事,古圣所制《六经》“广大悉备”,问题只在于如何对它诠解。于是,许多新思想不得不背上经学的沉重外壳。其次,顾炎武在经学上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六经之指”是否一定关涉“当世之务”,或者说,这“六经之指”对于国计民生究有何种实用价值,应该考虑。顾炎武主观上要经世致用,却采取了通经学古的保守的为学途径,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译介,方以智的质测之学以及稍后颜李学派的“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学相比,其社会意义就显得逊色了。而且顾炎武在理论方面的建树也不如王夫之。总之,他在经世致用之学方面远不如他的考据学的成就大,难怪后来的乾嘉汉学要买椟还珠了。
顾炎武扫除理学空疏之弊,开一代朴学风气之先,其治学方法究竟有哪些特点,这是下面所要探讨的问题。
在封建时代,圣贤经典一次次被重新解释。经学对于思想文化的影响,犹如投石湖水所产生的波纹,每道波纹都产生于同一个振源,波纹之间虽有先后之分,但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有什么序列关系。在经学史上有汉人训诂,唐人义疏,然后有宋明义理之学,清代则出现汉学。依照历史发展顺序,宋明理学乃继汉、唐经学而起,但宋、明理学家从来不承认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宣称直接继承尧、舜、周、孔,自谓圣学,而鄙薄汉、唐经学。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手稿(清道光刻本)
理学讲求心性之学。明经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用朱熹的话说,是“借经以通乎理尔,理得则无俟乎经”(《朱子语类》卷一一)。而陆王心学则反对“从册子上钻研”,提倡“发明本心”、“致良知”的顿悟方法。至末流则“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顾炎武治经的态度与此不同,他认为,对儒者来说,通经以备用世,本身即是一种目的,“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八)。因此,他主张通经,以汉儒为师。“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主,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亭林诗集》卷四,《述古》);“读书未到康成处,安敢言谈议汉儒”(《菰中随笔》卷三,《敬跻堂丛书》本)。他抛弃了理学家的明体功夫,专心致志于通经之业,摸索出一套扎实、细密的治学方法。
我们先看他是如何对待读书的。
顾炎武一生“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十四岁时,他就读完了《周易》、《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以及《孙子》、《吴子》等书。此后,他专习科举帖括之学达十余年之久。清兵入关,他绝意仕进,摒弃帖括之学。在戎马乱离之间,他手不废卷,阅书数万卷。他读书范围极广,经史子集、金石碑刻、简牍章奏、方志朝报,无所不窥,于广博中求专深,而注力所在,尤以经史为长。
理学家读儒典,拈出只言片语,便谓大本在此,至于其余文字,可以不问。而顾炎武则不然,他以小学音韵为学问基础,曾说,“古之教人,必先小学。小学之书,声音文字是也”(《日知录》卷四);“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他以为读古籍,首先要懂古音韵,懂古音韵才能明字义,明字义才可通九经及诸子百家之书。古代哲人学士,学非专门,一部著作中往往要牵涉到多方面的知识,而且字有体同义殊,歧出分训,音有楚、夏之别,因地因时而异。因此,要明一字之义,须遍考典籍,要审一字之音,须遍验古韵。然而顾炎武却给自己立下了这繁难的读书规程,扎扎实实,从一点一滴做起,积数十年学力去做通经致用的学问,这种朴实学风,产生出一种与理学迥然有别的方法,就是:归纳的方法而非演绎的方法,历史的方法而非思辨的方法,证验的方法而非参悟的方法,实事求是,把古书还之于古人,不加入自己的主观臆测。他尊重古经,是把它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历史经验,而不是什么秘旨奥典。
归纳法是顾炎武治学的基本方法。这需要充分占有资料,比勘审核,寻绎离合异同之故,旁推互证,排比钩稽,以求荟萃贯通。顾炎武所著《诗本音》即是运用此法的典范,“即本经所用之音,互相参考,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南宋以来,随意叶读之谬论,至此始一一廓清,厥功甚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一二,《经部· 小学类三》)。
历史的方法与归纳法有密切关系。顾炎武对其所要研讨的问题,每一事必详其始末,辨其源流,如《日知录》中所论历代风俗演变、典章制度沿革等即其范例。通过史迹的发现来究明兴衰治乱之所以然。运用此种方法,他也发现古籍中许多舛谬之处,如时代错误、史实不符等。
顾炎武还特别重视证验的方法,力求名实相副,凡事有佐证方可立是非,无佐证则宁付阙疑而决不师心自用。他说:“史书之文中有误字,要当旁证以求其是,不必曲为立说。”(《日知录》卷二一七,《汉书注》)他还重视社会实际考察,在其北游途中,始终“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一二,《顾亭林先生神道表》)。
以上是顾炎武的读书方法,但这只是做学问的基础功夫。至于著书立说,顾炎武有更严格的要求。
首先,他强调著述应“以器识为先”。所谓“器识”就是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顾炎武非常欣赏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话。因此在选题上,他注意的是那些关系经义治道之大体的题目,而不屑去做无关宏旨的小考证。他自己就说:“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他认为,著书的目的在于备世之用,而不是为了夸能炫博。因此,他不屑于罗列纷繁杂多的材料,而是有分析、有断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九称:“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所谓“有本原”、“能通贯”,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器识”。《日知录》结构严整,内在联系紧密,而不同于一般的札记、笔录,也正在于它“以器识为先”,一以贯之。
其次,顾炎武提倡创新精神,反对文人剿取剽说、因袭模仿的风气。他认为,著书要有新的内容:“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人之所不可无,而为之。”他自述其撰《日知录》的过程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之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同时,顾炎武重视古代文化遗产,注意从中发掘精华,合目的地精选约收。顾炎武主张,“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日知录》卷二○,《引古必用原文》),并且要注明立言之人,不掠人之美,不张冠李戴。“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亭林诗集》卷四,《述古》)顾炎武敢于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他的著作不仅裁断新、材料新,多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体例严谨,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
再次,顾炎武著书立说,不务虚名。他反对那种不求其实、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学风:“疾名之不称,则必求其实矣,君子岂有务名之心哉!”(《日知录》卷七,《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以为文不贵多,立言不为一时,著者应该对后人负责。“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他的《日知录》和《音学五书》都是积学数十年的力作。当《音学五书》刻成待印之时,发现有误,犹致书其弟子潘耒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此书虽刻成而未可刷印,恐有舛漏以贻后人之议。”(《亭林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
复次,顾炎武反对门户之见,主张虚心求教。他反对以一家之言排斥众说,以为“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而通经之路狭矣”(同上,卷三,《与友人论易书》)。他主张“问道论文,益征同志”,师友之间互相质学,可以辨章学术,补苴疏漏;反之,“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同上,卷四,《与友人书》一)。他的《日知录》、《音学五书》写成后,就曾质诸不少学友。他在《与陆桴亭札》说:“近刻《日知录》八卷,特付东堂邮呈,专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为之批驳,寄至都门,以便改正。”又《与友人书》说:“今此旧编,有尘清览,知我者当为攻瑕指失,俾得刊改以遗诸后人。”(《蒋山佣残稿》卷一)
以上谈了顾炎武对待著述的严谨负责态度。它反映了朴学的严谨学风。这种学风是十分宝贵的。顾炎武是集事功之学与考据之学于一身的学者,他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在批评理学的活动中,他一面崇尚事功,批评理学的空疏无用,一面师法汉儒,批评理学空言说经。但他所谓的“当世之务”与“六经之指”本身是有矛盾的。首先,当世之务包含着除旧布新的变革,对于新的事物需要新的理论来概括和说明。但在儒生看来,创造新理论是圣人之事,古圣所制《六经》“广大悉备”,问题只在于如何对它诠解。于是,许多新思想不得不背上经学的沉重外壳。其次,顾炎武在经学上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六经之指”是否一定关涉“当世之务”,或者说,这“六经之指”对于国计民生究有何种实用价值,应该考虑。顾炎武主观上要经世致用,却采取了通经学古的保守的为学途径,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译介,方以智的质测之学以及稍后颜李学派的“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学相比,其社会意义就显得逊色了。而且顾炎武在理论方面的建树也不如王夫之。总之,他在经世致用之学方面远不如他的考据学的成就大,难怪后来的乾嘉汉学要买椟还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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