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理学弊误的抉摘

        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天理”论。傅山下了极大的功夫,察考先秦典籍,确定“理”字在古代的意义。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从古人那里获得理论根据,作为批评后世“鄙儒”的思想武器。他考察了《尚书》、《周礼》、《诗经》、《孟子》、《礼记》等儒家典籍,写道:
        “《书》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则有‘燮理阴阳’一字。《诗》咏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类三、四见,皆不作道理之理用,岂古人不知有此字耶? 看《孟子》‘理义说心’用‘理’字处,傻生动,何尝口龈牙 也?《礼记》则‘理’字多矣,亦不觉甚可厌人。”(《傅山手稿一束》,见《中国哲学》第十辑)
        他考察了道家的典籍,认为“《老子》八十一章绝不及‘理’字。庄子,学《老》者,而用‘理’字率不甚着意”(《杂著录》手稿)。他考察了法家韩非的著作,指出:“韩非曰:‘理者,成物之文也。’解‘理’字最明切矣。”(《傅山手稿一束》)他又着重考察了《周易》,最后得出结论说:
        “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曰‘燮理’。‘理’,用之名,非其之名,后世之‘理’,皆其之也。其之而为其所其也。羲、文之《易》无‘理’,而孔子读《易》始有‘理’,曰‘黄中通理’,曰‘畅’、曰‘发’,则其所谓‘理’者,如‘理蒸而屯泄也’,至于‘四支’,‘事业’,末也,亦非其之也。‘观变阴阳以来,发挥刚柔而理于义’,亦非其之也。‘穷理尽性’,其之矣,而其之与后儒之其之异。”(《圣人为恶篇》)
        傅山意谓:古人使用“理”字,皆作动词,不作名词。由于当时无科学的语法专用词汇,傅山以“用”代动词,取“发用”之意,以“其”代名词,所以说“理,用之名,非其之名”。他认为,古人讲“燮理”,“黄中通理”、“畅”、“发”皆作动词,而后世之“理”,“皆其之”即皆作名词。“其之而为其(后儒)所其”,即是说,名词的意义乃后儒所加。“穷理尽性,其之矣”,这一“理”字虽作名词使用,但与后儒所理解的意义不同。这样,傅山就突破了宋儒引古为重、托圣人立言的理论防线。
        宋明理学家习惯用理气范畴来探讨世界本原问题。对此,傅山说道:“老夫尝谓气在理先,气蒸成始有理,山川、人物、草木、鸟兽、虫鱼皆然。若言理在气先,但好听耳,实无着落。”(《傅山手稿一束》)他认为,理只能是事物的文理、条理和秩序,它必附丽于事物而存在,而宋儒之理、悬空孤致,听来玄妙,“实无着落”。这里,他指出了“理在气先”观点的虚妄性。
        傅山说:“宋儒好缠理字,理本有义,好字而出自儒者之口,只觉其声容俱可笑也。如《中庸注》‘性即理也’,亦可笑。其辞大有漏,然其窍则自《易·系》‘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来。似不背圣人之旨,不背则不背其字耳。圣人之所谓理者,圆备无漏,才落儒家之口,则疏直易寻之理可见。至于盘根错节之理,则不可知矣。圣人‘穷理尽性’之言,全自上‘观变于阴阳、发挥于刚柔’来。宋人之所谓理者,似能发明孟子‘性善’之义,以为依傍大头颅,并不圆通四炤。理之有善有恶,犹乎性之有善有恶,不得谓理全无恶也。即树木之理,根株枝节,而忽有纠拿杂糅之结,斤斧所不能施者,谓此中无理耶?”(同上)理学“性即理”的命题首先是由程颐提出的,其意义在于把先验的道德本体和宇宙本体等同起来,以此来构架“天人一体”的理学体系。傅山认为,“其辞大有漏”,指出这一命题在逻辑上是不周延的。首先,宇宙间的事物是无穷尽的,圣人的态度是不以有所不知为耻,而宋儒则自命无所不知,偶有会心,便以为穷尽了宇宙之理。傅山批评说:“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不知其知果有能尽时乎? 圣人有所不知,则穷理之能事,断非鄙儒小拘者所能颟顸欺人也。”(同上)其次,宋儒把天理论与性善论相沟通,认为理即善,善即理。傅山认为,这也是不周延的判断。在他看来,性有善有恶,理也有善有恶,善有善之理,恶也有恶之理。这里,傅山批评了理学家执“理”自是、自欺欺人的独断性。
        理学家自其创说之时,就发明了道统观,谓自家学派“独得孔孟之传”,以此来排斥事功之学,争取思想的正宗地位。以后,理学内部程朱、陆王两派为了争夺道统,又挑起无谓的门户之争,势不两立,如同水火。傅山对此十分蔑视,他说:“奴书生眼里著不得一个人,自以为尊崇圣道,益自见其狭小耳。”(《霜红龛集》卷三九)又说:“我不曾辨朱、陆买卖,……闻此等说如梦。”(同上,卷四○)他认为,理学家妄自尊大,动生事端,自诩“以世道人心为己任”,其实老百姓并不买账。他讥讽理学家说:“呜呼!劳矣,……尔若世道人心,世道人心不尔若也。”(《圣人为恶篇》)这里,傅山批评了理学确立门户、惟我独尊的宗派性。
        宋明理学家以性理为精微,以事功为粗迹,对于财利之事,更是讳莫如深。明代后期,理学家充斥朝廷,崇尚空谈,不务实事,问以甲兵钱谷,茫然无对。傅山以为,这都是宋代理学家的“遗泽”。他说:“宋人议论多而成功少,必有病根,学者不得容易抹过。”(《霜红龛集》卷三六)又说:“何以聚人? 曰财。自然贫士难乎有群矣。家国亦然。故讳言财者,自是一教化头骨相耳。常贫贱,骄语仁义之人,大容易做也。”(《傅山手稿一束》)又说:“义者,宜也,宜利不宜害。兴利之事,须实有功,不得徒以志为有利于人也。”(《霜红龛集》卷三五)这里,傅山批评了理学的空疏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