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转换机遇的丧失及中国启蒙运动的曲折性

        我们说,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大致相当于西方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从时间上说,中国已经落后了大约二百年。两相比较,中国的人文科学具有明显的优势,直至十八世纪,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如笛卡尔、莱布尼茨、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都把中国的儒教作为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而在科学方面,中国在许多方面仍然居于领先地位,但在物理学、天文学等方面,西方已向近代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而中国却没有相应产生像哥白尼、伽利略那样的科学家。
        就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而言,要从自己的文化体系中生长出近代科学体系,可能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如果当时西方并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种漫长因为没有比较对象,也就不成其为漫长,从而也就不会成为历史的问题。科学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任何一个民族的科学进步,都是其他民族学习的榜样。既然西方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飞跃发展的时代,如果再期望中国在与世界隔绝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近代科学,那将是愚蠢的。唯一的捷径是从自身文化体系中寻找接合点,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从而使自己能够很快切入一种新的发展途径。这对于中国的历史条件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中国的文化体系对于引进西方科学思想是否有足够的包容性;第二,中国当时是否能创造出与科学发达相适应的学术民主气氛。
        我们认为,明清之际恰恰是实现这种理论转换的一次历史机遇。明末清初,随着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感到旧有的思想体系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因而自觉地开展一种理学自新运动。吕坤自号“新吾”,王夫之主张“推故而别致其新”、“趋时更新”等等。他们的思想体系表现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倾向,即都不愿固守原来的理学教条。
        侯先生指出:“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反命题,起初常把主词不变,而以相反的述词代替旧的述词,其实主词已经另作解释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326页)明清之际的理论转换,所采取的正是这样一种形式。以往,理学家喜谈“正君之心”,爱讲“格物致知”,但在他们那里,“正君之心”是为了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格物致知”是为了印证先验的“天理”。可是,在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那里,“正君之心”已经变成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格物致知”已和具有实证科学含义的“质测之学”联系起来。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对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是抱着欢迎态度的,甚至身为朝廷命官的徐光启接受天主教的洗礼,成为天主教徒,也没有为世诟病。这说明中国文化体系是有足够的包容性的。如果再有一段较长时期的思想自由气氛,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因素可能会有更大的增长,从而促使新、旧思想体系理论转换的完成。可是,由于满洲贵族入主关内,并实行残酷的文化专制政策,使这种理论转换的机遇丧失了。民主思想与君主专制势不两立,清廷统治地位一经确立,便开始严格禁止自由讲学。康熙本人很重视学习科学,但却不能提倡科学。这原因很简单,封建主义更主要的是制造“顺民”,科学的昌明势必要破除“君权神授”的迷信,因此,它不为统治者所提倡也就不足为怪了。
        封建专制国家在它有力量的时候,要压制一种新思想、新事物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明朝末年,长期农民战争的打击和市民运动的冲击,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和互相倾轧,大大削弱了封建国家的政治力量,使初步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意识得以发生和发展。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并不反映历史的必然性,而是带有很大的历史偶然性。当时满族刚完成封建化过程,生气勃勃带野蛮性,入主关内后,却给关内衰朽的封建制度的机体输送了血液。封建专制制度很快重整纲纪,扼杀了早期启蒙思想,从而使封建制度又延续了近三百年之久。一些学者以这后三百年的历史来否认明末清初有过早期启蒙思想。这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
        反对早期启蒙说的学者承认明清之际出现过不同于旧传统的新思想,但因为这新思想没有发生像西方文艺复兴那样重大的影响并带来成功,因而不愿意承认它具有早期启蒙意义。这是一种以成败论启蒙的思想方法。这种推论方式是否合理,我们不想多说,还是留给逻辑学专家去讨论吧。
        我们所关心的是:由于什么原因使这种新思想没有发生应有的影响,是明清之际的进步学者不具备西方人文主义者的胆识呢,还是主要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高压的文化政策呢? 反对早期启蒙说的学者显然把后者置于次要的地位了。而我们则以为,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加强研究,不要把文化问题孤立于政治之外。这一点正是反对早期启蒙说的学者不足之处。
        清廷通过文字狱等手段强制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已为学者熟知。这里仅介绍一下学者所注意不够的事件,即清朝乾隆年间查禁“违碍悖逆”书籍的活动。当时,四库馆臣根据乾隆皇帝的指示,凡是内容有“离经畔道”、“颠倒是非”之言以及“明季狂吠之词,肆意罔悖”的书籍,皆“凛遵训谕,务令净尽根株,不得使有只字流传,以贻人心风俗之害”(陆锡熊《宝奎堂文集》卷四)。据近年黄爱平深入研究,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长达十九年的禁书活动中,禁毁书籍近三千一百多种,十四万部以上。其禁毁种数占四库著录和存目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著录书籍中,有关科学技术、生产工艺一类书籍受到排斥,连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样重要的著作也未收入。而民间“告讦频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唯恐招祸,无论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毁烧之”(王芑孙《惕甫未定稿》卷三)。这种政策的危害是不能低估的,它“净尽”了明末以来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因素,使早期启蒙思想一度中断,并造成此后中国人长期的麻木不仁的心理状态。鲁迅就曾指出:乾隆年间的禁书活动,“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的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或者有人会说,当时欧洲教会势力、宗教裁判所对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迫害也是极其残酷的。是的,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比较一下中、西当时的政治形势,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是脆弱的,并且必将经历若干曲折。
        在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一般居住在乡间庄园之中,而城市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居住、活动的地域,封建君主依靠在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相互斗争中充当“表面上的调停人”而确立起专制权力。为了得到市民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实力,封建君主大多采取扶植工商业的重商主义政策,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措施。这就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市民阶级力量的壮大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外在条件,从而使早期启蒙思想能够有一个可靠的力量作为后盾。另一方面,在西欧,王权与教权是对立的,教权居于王权之上。早期,教权对于王权势力的扩张起到一种限制作用。后期,教会日趋腐败,内部分裂。在此背景下兴起的启蒙思想家反对宗教神学和教会势力的斗争,往往得到该国君主的鼓励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启蒙思想与蒙昧主义的斗争虽然异常激烈,但却有一个可以预期顺利发展的前景。
        相比之下,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却没有这样“优越”的社会氛围。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封建君主专制,始终建立在宗法性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大小城市作为封建大一统的各级政治堡垒,对乡村实行绝对的统治。历史上封建王朝无不把“重农抑商”、“重本抑末”作为基本国策,把维护宗法自然经济视为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江南经济发达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商人资本非但得不到国家相应的法律保护,反而经常受到国家超经济的掠夺。早期启蒙思想反映了城市市民及一般下层人民对封建主义压迫的抗议。这些思想虽然能够引起他们的心理共鸣并私下传诵,但还不能变成指导他们行动的政治目标。他们虽然百般遭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却没有形成足以同封建专制势力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在中国,儒家宗法伦理是与封建君主专制政治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对于礼教的怀疑与批判,不仅得不到君主的丝毫同情和支持,相反却被君主扣上“非圣无法”的罪名遭到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启蒙思想家要“冲决君主的网罗”、“冲决伦常的网罗”,就难免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艰难曲折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它一度中断,没有直接获得成功便否定它具有的启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