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性自足，求尽其心

        阳明高足钱德洪说:“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此一总结于阳明年谱亦可概见。钱氏所谓“先生之学”,是指龙场悟道之前阳明求学问道过程;所谓“教”是指龙场悟道后对学者的教法。这里以龙场悟道划一界线,龙场一悟,阳明学术思想即已至于“道”的境地,此后之教法虽不断改变,都是为了点出此“道”,所以阳明在龙场悟道以后,思想体系主要不是一个发展转变的过程,而是一个如何表述和展开的过程。阳明在晚年揭“致良知”之教时,就指出:“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很明显,龙场悟道对阳明一生学术思想至关重要。这是我们理解阳明思想的基本环节。
        所谓“悟道”,是解决人生的价值,解决安身立命问题。在理学家语汇中,“学”即学圣之路,“道”即圣人之道,“圣人可学而至”,是理学家的共识。圣学,既不同于士林以词章干禄要誉的“俗学”,也不同于佛老以出世遗弃人伦的“异学”。简言之,圣学是尽心于道德,成己立人,开物成务之学。在理学家看来,“学以至圣人之道”,是人生的最高意义。
        阳明青年时即有志于圣贤之学,并且从游娄谅学宋儒“格物致知”之旨,但紧接着便发生了对宋儒“格物致知”真诚的曲解,演出富有戏剧性的“格竹子”生病的一幕,阳明用达摩面壁式的方法去格竹子,想以此直超径入,以见天下之“至理”。这种对朱熹“格物致知”的偏执是惊人的。有非常之人则有非常之事,“格竹子”生病的经历却成为日后返求自心的伏笔。有一个问题提出来是有意义的,阳明当初格竹子之理不得,那么龙场悟道之后,是否洞见天下“至理”,从而也了解了竹子之理呢? 阳明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诚得自家意?”这问题的提出是对“圣学”的反思:圣学既是尽心于道德,成己立人,那学圣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便自有担当,而无待于对外物的探究。圣人本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不知草木之理,无碍于作圣,那草木之理也就不在圣学的范围。当年阳明在龙场生活物质条件极差的状况下,反复思考:“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终于悟到:“吾性自足,向求之于外物皆非也。”所谓“吾性自足”,并不意味一顿悟即通晓万物之理,而是说吾性备具作圣的资质,作圣之功不在于外物,而在求尽其心。这是对作圣目标与途径的一种了悟。此一了悟解决了长期困惑阳明的人生意义问题,与此同时也与阳明陷溺其中的老释之学划开了界线。

王阳明像(清乾隆版《晚笑堂画传》)

        老释之学也讲“尽心”,阳明曾经误以老释的心性之学为圣学,但很快发现老释之学不能措之日用,他说:“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阙漏无归。”(《阳明全书》卷七,《朱子晚年定论序》)阳明指出:“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学生肖惠于是请问二氏之妙。阳明批评他说:“向汝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汝却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肖惠很惭愧,于是请问圣人之学。阳明对他说:“汝今只是了人事问,待汝办个真要求为圣人的心来与汝说。”肖惠再三请问,阳明说:“已与汝一句道尽,汝尚自不会。”(《传习录》上)这一对话很有禅机的味道。二氏“尽心”之学与圣人“尽心”之学的毫厘之差在哪里? 为什么阳明说“待汝办个真要求为圣人的心”是“一句道尽”? 其实,阳明的话是非常明白的,求“圣人之学”,必先有“求为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是仁心、公心,这正是与二氏“尽心”之学相去毫厘之所在。阳明在下面一段话中对此道之甚详:“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禅之学非不以心为说……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伦、遗事物,以之独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盖圣人之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而禅之学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内外之分,斯是所以为异也。”(《阳明全书》卷七)从“吾性自足”合逻辑地导出“求尽其心”,但阳明所说的“求尽其心”,乃是尽“仁”心,是以“治家国天下”为内容的。这不仅与老释出世之学划开界线,也与从功利之心出发的“俗学”划开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