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学风的变化

        唐初因“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而编定《五经正义》,使之成为明经取士和进士策问的标准。人们只能按照“正义”的内容讲解儒家思想,这就严重束缚了儒学的发展。虽然有人不满足于此,如刘知己著《疑古》、《惑经》,王元感作《尚书纪谬》、《春秋振滞》,元行冲等人以新解撰《礼记义疏》,但受到了强烈的反对和压制,也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因此,唐代后期的儒家学者面对时代的变化,试图为儒学的发展寻找新出路时,必须冲破旧经学框架的束缚,形成新的学风。这种努力首先表现为古文运动关于文与道关系的讨论,及以春秋学为代表的试图建立新经学的努力。
        早期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唐代后期开始的一场文化运动,它形成于安史之乱后不久,吸引了大批儒家学者参加。表面上看,这场运动反对六朝以来以骈文为代表的浮艳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文学传统,是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改革。但联系到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问题,就可以看出,这场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学上的复古,而且在于为思想创新准备条件。
        先秦和两汉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文学与学术紧密结合,写文章重在内容。到了六朝,这种传统受到破坏。隋人批评说:“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惟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隋书·李谔传》)
        唐代仍然“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昂”(《新唐书·文艺传》),大多数人写文章务求铺陈绮丽。安史之乱以后,随着社会危机的出现,一些学者深切感到,空洞浮华的文章于世无补,文学应该发挥其社会功能,为维护国家统一、保障封建秩序服务。梁肃指出:“文章之道,与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风之厚薄,与立言立事者邪正藏否,皆在焉。”(《秘书监包府君集序》,《全唐文》卷五一七)
        柳冕强调:“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与徐给事论文书》,《全唐文》卷五二七)
        在封建社会中,最适于起教化作用的莫过于儒学。因此,崇尚儒术与提倡古文,就成为古文运动的两大纲领。
        为了摆正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突出儒学的作用,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于文与道的关系发表了很多议论。他们主张文与道的关系应该是“文本于道”。梁肃说:
        “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词,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词,辞不当则文斯败矣。”(《补阙李君前集序》,《全唐文》卷五一八)
        离开了道,就不会有好文章。许孟容也指出,写文章时应该“属词匠意,必本于道”(《穆公集序》,《全唐文》卷四七九)。梁肃还认为,在文学创作中,“文本于道”应具体表现为:
        “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兴、《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辞。”(《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全唐文》卷五一八)
        用柳冕的话说,这就是“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与权侍郎书》,《全唐文》卷五二七)。柳冕进一步论证说:
        “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盛,文不及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全唐文》卷五二七)
        如果缺少了道,文学也就流为一种技艺了。所以,“明先王之道,尽天人之际,意不在文而文自随之”(《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全唐文》卷五二七)。就是说,有了充实深刻的内容,文章的水平自然会相应地提高。由此柳冕下了一个定义:
        “儒之用,文之谓也。”(《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把文学看成是表达儒学的工具。稍后的古文运动领袖韩愈和柳宗元更进一步提出“文以明道”和“文以载道”,把文学与儒家之道的关系明确地规定为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在当时的情况下,古文运动主张文学本于儒道,为发扬儒家服务,突出了儒学的作用和意义,促使许多知识分子把注意力转移到儒学上来,影响了学风的转变。可是,古文运动倡导者的最终目的不是就儒学而言儒学,而是“理身理家理国理天下”(裴度《寄李翱书》,《全唐文》卷五三八),所要解决的是当时的教化问题。然而现成的训诂经学“以讽诵章句为精,以穿凿文字为奥,至于圣贤之微旨,教化之大本,人伦之纪律,王道之根源,则荡然莫知所措矣”(吕温《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训诂经学方法的局限性使儒学难以承担这个任务,于是一些人开始主张否定训诂章句之学,阐扬义理之学。
        有人提出:“明《六经》之文,合先王之道,而不在于注疏。”(权德舆《答柳福州书》,《全唐文》卷四九八)
        梁肃认为,学习儒学应“博究《五经》,举其大略,而不为章句学”(《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重大义而不重章句。柳冕则以对待义理之学和章句之学的态度区分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他说:“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经》之注与《六经》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与权侍郎书》)并指出,朝廷取士以经义注疏为准,“先章句之儒,后君子之儒,以求清识之士,不亦难乎”? 由此必然导致“人物殄瘁,廉耻不兴”(同上)。当时还有人以此作为品评人物的一项标准,如权德舆给裴希先写的碑文中称赞裴“于经书泛为疏达,而不穷章句”(《全唐文》卷五○一)。崔佑甫称赞独孤及“遍览《五经》,观其大义,不为章句学”(《故常州刺史独孤公神道碑》,《全唐文》卷四○九)。这些议论说明,在古文运动的早期阶段,人们已经意识到,儒学若要有新的发展,就应该抛弃章句训诂之学的模式,根据时代的需要发挥儒学的基本精神。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就是受其影响,离开经传注疏的传统,直接探讨儒学的重大理论问题。
        追求儒家的先王之道和反对章句训诂、提倡阐扬义理,这是早期古文运动对儒学发展的两个贡献。这对由专守旧注转变注重思想创新的儒学学风,起到了促进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唐代后期儒学中出现新趋向的前奏曲。不过,古文运动毕竟还是一场文学运动,其早期倡导者也只是一些文学家,他们的重点是通过文学创作表彰儒学,而未能把对道的追求和阐扬义理的主张化为思想实践。他们之后的韩愈、柳宗元等人不仅是古文运动的领导者,而且跳出了文学运动的局限,以思想家的身份从事理论活动,由此使唐代儒学的面貌得以改观。
        经学的变化和春秋学
        与古文运动的兴起相呼应,一些学者以新的态度研究儒家典籍,给经学带来了变化。史载:
        “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新唐书·啖助传》)
        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下也有关于“大历已后”涌现出一批专门治经的学者的记载。唐初使经学成为统一的官学,取消了学派存在的地位。上述治经学者重新研究儒经,并“皆自名其学”,说明唐代经学沉寂多年之后,开始走出官学的藩篱,又出现了各抒己见的学派。在这些“专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啖助、赵匡、陆质(原名淳,避唐宪宗讳改为质)的春秋学。
        春秋学不同于以往经学的突出一点是以经驳传,大胆地怀疑和否定历代学者对于《春秋》的解释。讲解《春秋》的众多著作中,最有权威的是《公羊》、《穀梁》和《左传》。这三部书在唐代都已取得了经的资格。可是春秋学派并不把这三传放在眼里。啖助说:“微言久绝,通儒不作,遗文所存,三传而已。传已互失经旨,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意几乎泯灭。”(《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集注义第三》)啖助认为,“春秋三传”已经不能传达经的大义,注又不及传,所以圣人作《春秋》的旨意就难以为人所知了。赵匡也指责“三家之说,其宏意大指,多未之知”(赵氏《损益义第五》)。三传不能体现圣人的精神,又造成了不好的风气,啖助说:
        “先儒各守一传,互相弹射,仇蓠不若,诡辩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盖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啖氏集传集注义第三》)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复知有《春秋》微旨”。
        中国思想发展史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历代思想家都不断给原始的经典做传注,除文字疏解外,还借此发挥自己的思想,表现时代的精神。其中有些传注受到一时的尊崇,也就获得了类似于经的地位。“春秋三传”即属于这种情况。然而这些传注主要反映了特定时代的需要和认识水平,不能适用于所有时代。因此,后代学者要解决自己时代的新问题,就必须敢于怀疑和否定已有的传注,否则就无法发挥自己的思想,创造新的理论。当然,否定传注并不意味着对于儒家经典的怀疑和否定。就儒家的发展来说,原始经典的基本内容是不能否定的,因为其中包含了宗法文化的基本精神,否定了它们,也就等于否定了儒学本身。而且由于原始经典产生于中国宗法文化面临多种发展可能性的阶段,所以其中内容也往往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正可以在不同的时代,根据不同的认识水平,针对不同的情况,予以不同的发挥。按照陆贽的说法,这是“知本乃能通于变,学古所以行于今”(《策问博通坟典通于教化科》,《全唐文》卷四六四)。学习儒学的基本精神以解决时代问题。春秋学派就试图这样做,他们自称:
        “考究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阙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浃洽。尼父之志,庶几可见。”(《啖氏集传集注义第三》)
        就是说,否定“三传”作为经典的神圣性以后,他们按自己的理解并吸取前人注释之长,重新发挥孔子的思想。
        这一特点不是春秋学所独有的。当时“专学者”的著作流传下来的还有成伯玙的《毛诗指说》,否定《诗序》为子夏所传,指出为毛亨所作,使其经典性大打折扣。对于《诗经》的解释,他也不依于成说,而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如他在解释《诗经》时,很注意文体的研究,显然这是与古文运动相呼应的。此外,晚于大历学者的韩愈、李翱著有《论语笔解》在许多处否定孔安国等人的权威性注解,其中指斥“孔说非也”、“妄就其义”、“非其精蕴”的话比比皆是。他们不仅根据自己所理解的“孔子大义”写出新的注解,甚至还敢于指出《论语》中有传抄的错误,不合孔子的意思,应予纠正,表现出了大胆的怀疑精神。宋人声称:“唐及国初(按:指宋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困学纪闻》卷八引陆游语)此话并不合实际情况。宋代庆历以后疑经风盛,唐代实为滥觞。不过唐代后期的经学专著多数未流传下来。
        从流传下来的几部专著看,春秋学派的著作所表现的时代感最为强烈。他们之所以要在解释《春秋》上下功夫,就是因为他们从《春秋》对“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春秋指意义第一》)的针砭中,自然联想到安史之乱后,王权衰落、社会动乱的局面,所以要从孔子对春秋时代的认识中获得把握现实的启发。啖助说:
        “予以为春秋者,救时之弊,革礼之薄。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悲大道不行,将托文以见意,虽有其德而无其位,不作礼乐,乃修《春秋》,为后王法。”(《春秋指意义第一》)
        他们认为,《春秋》是孔子专为治理乱世而立的标准,其中自然包含了扭转唐代由盛入衰的良方,所以他们在发挥《春秋》大义时,很注意结合现实的社会问题。啖助把《春秋》大义归纳为:“首王致以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不书战以称莫敌,称天王以表无二尊。”(《春秋指意义第一》)
        赵匡也讲了同样的意思:“问者曰:‘然则《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介,如斯而已。’”(《赵氏损益义第五》)这是他们全部春秋学的核心思想。
        唐代后期最紧迫的任务是维护唐王朝的大一统局面,尊崇皇权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反对军阀割据。很显然,春秋学派在儒家经学方面的努力是积极为完成这个任务服务的。
        以春秋学为代表的唐代后期儒家经学基本上处于较低的理论层次,而且受注疏形成的限制,无法系统地讨论儒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当时就有人指出:“以音定字,以疏解经,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治)明矣。”(李行修《请置诗学博士书》,《全唐文》卷六九五)然而在蔑弃权威,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发挥经义这一点上,这时的经学无疑对于儒学学风的转变有重要的影响。在它和古文运动的共同推动下,韩、李、刘、柳得以离开就经解经的模式,自由地发表见解,形成唐代儒家从未有过的哲学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