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的经学大师

        儒家思想取得独尊地位后,出现了许多经学大师,如董仲舒、刘歆、许慎、马融、郑玄等人,他们对两汉经学的繁荣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古文经学的倡导者——刘歆
        刘歆(?—23),字子骏,是汉朝皇族,刘向之子,著有《七略》等书,是著名的经学家。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汉书·楚元王传》)。刘向死后,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同业”(同上)。
        刘歆反对以前经学家们家法传授的弊病和烦琐章句的学风,指责他们“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分析文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且“党同门,妒道真”(《汉书·楚元王传》)。他希望学习经文要“存其大体”,“用日少而蓄德多”(《汉书·艺文志》)。刘歆对当时经学家“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随意解经,妄断臆测的治学方法进行了批评,强调“夫子不空言说经”,要“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汉书·艺文志》)。
        相传刘歆在校理秘书时,曾发现一部古籀文的《左氏春秋传》,刘歆读后十分赞赏,认为左氏所传得到了孔丘思想的真义,他把这部书和孔子壁发现的《逸礼》、《古文尚书》的思想大加提倡,称他们保持了原始经书的真谛,并要把这三部书和当时流传于民间的《毛诗》作为经典立于学官,这四部书就是后来古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刘歆的要求遭到许多经学博士的反对,他本人也因移书太常博士遭贬。
        有人认为古文经书的真伪值得怀疑,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甚至说古文经书乃刘歆一手伪造出来的,其言虽然过火,但就史实来看,确实值得怀疑。台湾学者李威熊提了三点原因:
        (1)言孔壁古文经,首见于《汉书》,其说出自刘歆。
        《汉书·景王十三传》说:“鲁恭王余,以孝景王二年立为淮阳王。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汉书》中有关武帝从前的资料,大多抄自《史记》,但这一段中自“恭王初,好治宫室”以下文字,《史记》中并无记载。如此重要的事件司马迁竟然漏掉不录,令人怀疑。班固在《楚元王传》又引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说:“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可见古文得自孔壁,班固是根据刘歆的说法,而刘歆到底根据什么资料,那就不得而知了。
        (2)班固云河间献王德,得古文经典,其说亦本刘歆。
        《汉书·景十三王传》又云:“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这一段记载,《史记》并无此文。《汉书·艺文志》也说:“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又说:“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以作《乐礼》。”班固《汉书·艺文志》即根据刘歆《七略》而作。所以后人说河间献王有古文经也是根据刘歆的资料而成说的。
        (3)整理《左传》并宣扬于世者,当始于刘歆。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与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决,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讳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可见《左传》应该在汉初就已流行,但为什么当时研究六艺的学者不曾注意到这一部著作呢? 或许真像刘歆所说“《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而司马迁家世为史官,所以可以看到《左氏春秋》,但一般人难以看到,因此,才对该书产生怀疑。如果刘歆的话确实没有错,那么《左氏春秋》就是真的了。但刘歆自己也说,看到秘府的《左传》时“经或脱简,传或简编”,可见刘歆确实花了一番功夫加以整理,或者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在经书中加进自己伪造的资料,那是很有可能的。
        刘歆在立《春秋左传》、《毛诗》等古文经博士的争论中失败,但刘歆受到王莽的赏识。刘歆的古文经学为王莽改制、摄政和篡汉提供了理论根据,因此任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王莽篡汉后,被封为红休侯,立为国师,成为学术权威,为古文经学培养了大批人材,为日后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奠定了基础。
        后来,刘歆谋诛王莽,事泄自杀,这是经学的一大损失。刘歆还曾著《三统历谱》,最早把圆周率推算为3.1547。
        五经无双的许慎
        许慎(约58—约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曾任太尉南阁祭酒、洨长等职。著有《说文解字》,集古文经学训诂的大成。一般人大多只知道他是一位文字学家,其实识字训诂乃通经之本;《说文解字》一书,引用不少经文以证字义,如果他没有深厚的经学素养,绝不能写出《说文解字》。《后汉书·儒林传》云:“许慎……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另外,许慎尚有古文《孝经》说一篇。

许慎像

        在经学发展史上,许慎有两项特殊的贡献,是人们所不能忽视的:
        (1)经学的综合研究。许慎曾参加了章帝建初四年的白虎观议经盛会,得以闻知诸儒讲议五经异同,困之余开始撰写《五经异义》。凡每论证一事,必具家法,以明其统绪源流。而在他以前的经学大师,常是仅针对一经加以探讨,而能对诸经加以研究的还很少见。所以许慎的这种研究方式,开拓了经学研究的思路,改变了拘于一家一艺的狭隘眼光,对后世经学的研究有较大影响。稍晚于许慎的马融所著《三传异同说》、郑玄的《驳许慎五经异义》晋谯周《五经然否论》、杨方《五经钩沉》等的研究方法,都直接源自许慎。
        (2)《说文解字》促进了经训的发展。《说文解字》问世以前,训释诸经,《尔雅》是最主要的参考典籍。许慎的《说文解字》目的除为正订经字外,也是为了解经的方便。许慎认为当时“诸生竞逐说字解经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文解字》序),难免成曲解经义的现象。《说文解字》序又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先有文字而后有经书,解经也要以文字为先。《说文解字》序又讲:“六艺群经之训诂,皆训其义。”该书多举经文以正字义。许慎还讲:“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因此,《说文解字》一书,不但反映了东汉古文经学的特征,而且还可以根据《说文解字》明辩古今经文的家法。与《尔雅》一样,《说文解字》成了学经研经不可缺少的宝典,历来都被识字读经者视为必备书籍。
        马融在经学上的成就
        马融(79—166),字季长,东汉扶风茂陵人。才高博学,为当时大儒。马融门徒众多,像涿郡卢植、高密郑玄、陈留范冉等经学大家都出自马融门下。马融研究经学成就卓著,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可惜他所注各经,今皆不传,其他书中偶有引用,但所存不多,仅就这些资料,还能窥见马融研经的特色和成就。
        西汉经学,今文为主,古文经学到东汉才逐渐受到重视。杜子春、郑兴、郑众、贾徽、贾逵、杜林、卫宏、许慎等都是古文大家,马融继郑氏、贾氏父子之后,又推崇许慎,所注各经全为古文,堪称集东汉古文经学之大成。皮氏《经学历史》上说:“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廖平《古学考》则认为,自马融以后,古文才真正成家,并与今文相抗衡。
        马融还精于训诂,对后世影响很大。作为古代经典,六经文字深奥,微言大义,常隐而不见。必先通训诂。训诂明,才能了解和发掘深义。马融注《尔雅》,依毛诗,稽考《说文解字》,会通群经,也旁及《史记》、《汉书》,参考《庄子》、《淮南子》,引证各家说法,很得训诂要领。他还利用声训方法,把双声、叠韵、同音等声训,交互为用。至于晦涩难读的字,也释其音,开创了后人训诂并释音的先例。清代学术有所谓汉宋之分,宋学长于义理,汉学长于训诂、考据,而所谓汉学,实质是指马融、郑玄而言,他们以训诂、名物等名传后世。

马融像

        马融研经还开始打乱家法、师法,博采众长,杂糅古今经学。马融初随京兆挚恂游学,恂精通《易》、《礼》,马融因此治五经,博通各家诸说,后来又向班固学习《汉书》,以后又在东观校书,与当时的大儒贾逵、许慎等习古文。因此他治经兼各家所长,如注《易》本源于费氏,但又杂有子夏、孟氏、京氏、梁丘氏各家的《易》说;注《尚书》兼收郑氏父子、贾逵的理论;注《诗》则兼听《毛诗》、孔安国、刘歆等家说法;注《三礼》从刘歆、郑众、贾逵等人;注《春秋》则对贾逵、郑众的解说有所取舍;注《论语》则兼采《韩诗》说。因此,家法、师法的传统在马融那里开始打破。如此消除门户之见,放手研经,博采众长,为经学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基础。马融的经学,虽以古文为主,但也不排斥今文经学,他注经时也常用今文经学的说法,力图把古今经学融合起来,这也是马融的一个贡献。
        马融的著作很多,但如今均已散失。《后汉书》说,马融曾著《三传异同说》,又注《孝经》、《论语》、《诗》、《易》、《尚书》、《三礼》、《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等
        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死于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是东汉最有成就的经学家。为区别于经学家郑众、郑兴父子,世称“后郑”。他打破了经学研究中的“家法”,创立了“郑学”,结束了古今经学的纷争局面,使经学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郑君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各家。”可见郑玄有集古今经学的大成、统一两汉经学之功。他的著作长期被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后世经学影响极大。
        郑玄二十多岁时已“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经算术”。后来,又从师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这时,郑玄已成为有较深造诣的经学家了。不久,郑玄又因卢植的关系,投于马融门下学习。马融是当时最著名的经学家,门徒众多,造诣较深的有五十多人。郑玄在那里三年不为所重,一直没和马融见过面,只能听其弟子高足的传授。尽管如是,郑玄仍日夜寻诵,毫无怠倦。郑玄的才能被马融发现后,马融惊服不已,对卢植说:“吾与汝皆弗如也。”郑玄学成,辞回山东,马融对弟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对郑玄的评价非常高。
        郑玄受东汉末期“党锢之祸”迫害,“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后汉书·郑玄传》),集中精力,潜心注经。他看到今古经学相互攻击,壁垒森严,家法师法弄得人皓首穷经,但仍“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王充《论衡· 正说》)。有感于此,郑玄要“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后汉书·郑玄传》。为此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攻漏失”(同上),创立了“郑学”。
        郑玄注经兼收今古经学,融合各家,“沟合为一”,无所不用,使经学从各种繁杂的家法中解脱出来,吸引了大批儒生学者归于郑门。因此,郑玄注的经书问世后,其他今古文经多被世人摒弃,“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故经学至郑君一变”。因之,“郑学”的出现,对经学的发展,起了一个重要的转折作用,皮锡瑞说,它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是恰如其分的。

郑玄像

        郑玄从四十四岁遭禁锢,到了五十八岁禁解,历时十四年。这十四年间,郑玄的著作甚多,《后汉书· 郑玄传》所列书目大多是这期间所作。这十四年间,郑玄还和今文经学大师何休进行学术争论。何休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宣传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学进行批判。郑玄则把何休吹嘘为像墨子的城防一样不可攻克的今文经学典籍《公羊》攻破,把何休贬为病人膏肓和已成废疾的古文经典《左氏春秋》、《穀梁传》都一一治好。针对郑玄的反驳,何休感叹不已:“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后汉书·郑玄传》)何休被世人称为“学海”。郑玄击败何休,被人们称为“经神”,可见郑玄在经学界的地位之高。郑玄的成就被全社会承认和尊重,“相国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同上),大将军何进、袁绍也邀他做客,连黄巾起义军也“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同上)。
        公元200年,郑玄七十四岁,在这一年春天,郑玄称他梦到孔子,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醒后,郑玄认为自己生命将终,震动不已,不久病亡。
        郑玄一生学无常师,用功甚勤,所学经艺,日夜研诵,未尝怠倦,临终之前,还在注释《周易》。因此著作甚多,《后汉书· 郑玄传》中记载:“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同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如此丰富的著作,可以说是空前的。
        从唐代起,统治者就把郑玄所注的《诗》、《三礼》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收入九经,清代又把它列入《十三经注疏》,长期作为官方教材,一直到解放前夕。对于郑玄,封建统治者也格外推崇,唐太宗封郑玄为“高密伯”,雍正又称郑玄为“先儒郑子”,与董仲舒地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