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说》

余读书之室，其旁有桂一株焉，桂之上，日有声 ����^①然者。即而视之，则二鸟巢于其枝干之间，去地不五六尺，人手能及之。巢大如盏，精密完固，细草盘结而成。鸟雌一雄一，小不能盈掬，色明洁，娟皎可爱，不知其何鸟也。雏且出矣，雌者覆翼之，雄者往取食，每得食，辄息于屋上，不即下。主人戏以手撼其巢，则下瞰而鸣，小撼之小鸣，大撼之即大鸣，手下，鸣乃已。他日，余从外来，见巢坠于地，觅二鸟及��^②，无有。问之，则某氏僮奴取以去。

嗟乎!以此鸟之羽毛洁而音鸣好也，奚不深山之适而茂林之栖，乃托身非所，见辱于人奴以死。彼其以世路为甚宽也哉!

〔注〕　① ��(guān 关)��：二鸟和鸣。　② ��(kū 枯)：鸟卵。

《鸟说》是戴名世的一篇讽世寓言。全文不足三百字，却隽永清新，意味深长，对封建社会的残酷现实予以无情讽刺。最后一句“彼其以世路为甚宽也哉”点明了全篇的主旨，令人回肠荡气。

清统治者于公元1644年定鼎中原以后，为了加强对人民思想的控制，大兴文字狱。发生于康熙初年(1662)的庄廷《明史》案，因各级官吏深文周纳，形成所谓“瓜蔓抄”，株连近七百余家。本文作者戴名世也是文字狱的一位牺牲者，仅仅因为他所著《南山集》中有《与余生书》，称明季三王年号，又引及方孝标《滇黔纪闻》，就以“语悖逆”之罪名下狱论死(见《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传》)，无辜被杀之冤与本文二鸟的遭遇恰似。从本篇末的议论“嗟乎!以此鸟之羽毛洁而音鸣好也，奚不深山之适而茂林之栖，乃托身非所，见辱于人奴以死”来看，《鸟说》的基本思想是君子可以远祸。这与他二十九岁时所作《魏其论》一文的思想是一致的，即：“夫君子处乱世，不幸而遇小人，远之亦死，近之亦死，而吾谓远之犹可以得生。”实际上，在黑暗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想法并不现实，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不过是诗人的幻想而已。戴名世五十三岁中举，那一年他写了《蓼庄图记》一文，中有“余久怀遁世之思，嗟宇宙无所为桃花源者，何以息影而托足”的话。感慨万分的表白，说明他已意识到正人君子避祸无门的现实。作为封建社会中一个较有识见的知识分子，戴名世对于“当世之故不无感慨忿怼”(《与何屺瞻书》)，在出世与入世的思想斗争中，他选择的是一条积极入世的道路，所以他五十七岁时仍参加会试与殿试，并考中了一甲二名进士。尽管他也意识到“仆古文多愤时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获罪”(《与刘大山书》)，但最后终于没有逃脱统治者的屠刀，二鸟的命运竟成了他自身的悲剧。封建社会的“世路”的确太窄了，正所谓“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辛弃疾《鹧鸪天》)。联系戴名世的遭际，读这篇《鸟说》，不是更加令人深思吗?

戴名世青少年时期就以擅长古文著称。他的散文取法自然，雅洁严整。“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取铅华，无所有乃其所以无所不有也。”(《与刘言洁书》)这段话道出了他的文学主张。如果说他是桐城派的先驱人物，有一定道理。从《鸟说》可略见其文风之一斑。全篇没有曲折的构思，仿佛只是平铺直叙，信口道来，其实字里行间都蕴涵着作者充沛的情感。他先开门见山，把构筑于桂树上的鸟巢中二鸟的“娟皎可爱”及其取食盘桓的娇态写出，不事雕琢而情深意长，旨在造成一种和平恬静的气氛。接下忽写巢坠鸟失，本是美好的事物破灭了，使读者于突兀之中顿生感伤之情。最后一段议论，既点明了本篇主旨，又给读者以掩卷深思的余地。文章的魅力也正在此。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杜甫《春望》中的名句。文学家往往把自己的某些主观感受移情于身边习见的动植物，甚至移情于一些无生命的物体，以表达自己不愿明说或有难言之隐的情感。作者四十九岁游巾山，见群雀相斗于署，就对旁边的人说：“君等志之，此一部廿一史也。”(见《辛巳浙行日记》)这是作者文学家气质的流露。《鸟说》这篇寓言正是作者移情于二鸟，借二鸟的悲惨结局宣泄自己长期郁积的愤懑之情，以达到讽世的效果。最后一句“彼其以世路为甚宽也哉”，警醒有力，发人深省，能够于平淡中毕露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