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征

        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 ^①,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简法禁而务谋虑,荒封内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群臣为学,门子好辩 ^②,商贾外积,小民右仗者 ^③,可亡也。好宫室台榭陂池,事车服器玩,好罢露百姓 ^④,煎靡货财者,可亡也。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听以爵不待参验,用一人为门户者,可亡也。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货得者,可亡也。缓心而无成,柔茹而寡断 ^⑤,好恶无决而无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贪而无餍,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辞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浅薄而易见 ^⑥,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可亡也。很刚而不和 ^⑦,愎谏而好胜,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简近邻,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国者,可亡也。羁旅侨士,重帑在外 ^⑧,上间谋计,下与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 ^⑨,下不能其上,主爱信之而弗能废者,可亡也。境内之杰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课试,而好以名问举错 ^⑩,羁旅起贵以陵故常者 ^⑪,可亡也。轻其适正 ^⑫,庶子称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易其邻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于强敌以为后妻,则太子危,如是则群臣易虑;群臣易虑者,可亡也。怯慑而弱守,蚤见而心柔懦 ^⑬,知有谓可,断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国更置,质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则国携 ^⑭。国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怀怒思耻而专习则贼生;贼生者,可亡也。大臣两重,父兄众强 ^⑮,内党外援以争事势者,可亡也。婢妾之言听,爱玩之智用,外内悲惋而数行不法者,可亡也。简侮大臣,无礼父兄,劳苦百姓,杀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矫法,时以行杂公,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 ^⑯,可亡也。无地固,城郭恶,无畜积 ^⑰,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显,徒属众强,多大国之交,而威势蚤具者,可亡也。变褊而心急,轻疾而易动发,心悁忿而不訾前后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可亡也。贵臣相妒,大臣隆盛,外借敌国,内困百姓,以攻怨仇,而人主弗诛者,可亡也。君不肖而侧室贤 ^⑱,太子轻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则国躁;国躁者,可亡也。藏怨而弗发,悬罪而弗诛,使群臣阴憎而愈忧惧,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者,可亡也。后妻淫乱,主母畜秽 ^⑲,外内混通,男女无别,是谓两主 ^⑳,两主者,可亡也。后妻贱而婢妾贵,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轻而典谒重,如此则内外乖;内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贵,偏党众强,壅塞主断而重擅国者,可亡也。私门之官用,马府之世绌 ^㉑,乡曲之善举,官职之劳废,贵私行而贱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 ^㉒,可亡也。见大利而不趋,闻祸端而不备,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者,可亡也。不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顾社稷之利,而听主母之令,女子用国,刑余用事者 ^㉓,可亡也。辞辩而不法,心智而无术,主多能而不以法度从事者,可亡也。亲臣进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贤良伏,无功贵而劳苦贱,如是则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禄秩过功,章服侵等,宫室供养大侈,而人主弗禁,则臣心无穷;臣心无穷者,可亡也。公婿公孙与民同门,暴慠其邻者,可亡也。
        
         〔注释〕　① 家: 卿大夫的私家,这里指大臣食封的地区。　② 门子: 卿大夫的嫡子,泛指贵族。辩: 动听的言辞、学术,这里指当时流行的、韩非认为无用的学术。　③ 右仗: 崇尚兵仗。右,崇尚。仗,泛指兵器。　④ 罢: 通“疲”,使百姓疲劳。　⑤ 柔茹: 软弱胆怯。茹,通“懦”。　⑥ 见: 同“现”。　⑦ 很: 同“狠”。　⑧ 帑(tǎng): 钱财。　⑨ 相: 指相国,辅助君主执掌国政地位最高的大臣。　⑩ 问: 通“闻”,声誉。错: 通“措”,安置。　⑪ 陵: 通“凌”,凌驾,超越。　⑫ 适: 通“嫡”。　⑬ 蚤: 通“早”。 ⑭ 国携: 国人有二心。携,贰。　⑮ 父兄: 指君主的叔伯、兄弟。　⑯ 数(shuò): 屡次,多次。　⑰ 畜: 通“蓄”。　⑱ 侧室: 指君主的叔伯和兄弟。　⑲ 主母: 君主的母亲,即太后。　⑳ 两主: 两个主子,指妻后、太后的势力和君主的权势所形成的两个权力中心。　㉑ 绌(chù): 通“黜”,废弃、不用。　㉒ 末作: 相对上文“本教”(即农业、练兵)而言,指工商业。　㉓ 刑余: 指受过宫刑的人,即宦官。
        
        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两尧不能相王 ^①,两桀不能相亡 ^②;亡、王之机,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踦者也 ^③。木之折也必通蠹 ^④,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
        
         〔注释〕　① 尧: 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首领。王(wàng): 做王、统治。 ② 桀: 夏朝的最后一个王,著名的暴君。　③ 踦(qī): 偏重,不平衡。　④ 蠹(dù): 蛀蚀。
        
         【鉴赏】　“亡征”,即国家灭亡的征兆。韩非子在这篇文章中所列举的导致封建国家灭亡的征兆,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众多方面,总数达四十七种之多。当然,这些为数众多的“亡征”,最后归纳起来又不外乎内因和外因两种。韩非子认为,真正导致封建国家灭亡的是内因,它是当时统治阶级高层内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的反映。
        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定的征兆。冰河解冻,柳梢鹅黄,那是春天来到的征兆;塞草枯黄,雁阵南飞,那是冬天临近的征兆。井水突然下降,鸡犬惊惶不安,那可能是地震的征兆;早晨朝霞满天,春晓大雾弥漫,那也许是雨天的征兆……以至于个人无意中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在预示着未来的吉凶,事业的成败。善于由此时此地的自然或社会现象,推测出彼时彼地的人或事的联系的人,对这些现象加以归纳、总结,这便形成了人类社会各种预言未来吉凶的方术。所以《易·系辞上》曰:“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而中国古代则很早就形成了占筮、星象、解梦等各种方术。《周易》的占卜师根据烤炙龟甲兽骨上出现的裂纹预言吉凶,星象、解梦是凭借天象的变化、梦中的内容解释人事的藏否。这其中有些是根据对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观察、归纳,而总结出某些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尽管这种归纳和总结使用的是逻辑学上的不完全归纳法,但仍有科学和合理的成分,而其中更多的部分,则应该是揣测、幻想与迷信,只是在人的认识水平很低、认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人类要想预知自己的未来,即使明知是自我欺骗,也仍然会对这些方术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因此,中国古代自很早起,朝廷就有专掌占筮、卜卦、观星、解梦的各种“王官”,而越是有责任心、真正想“协和万邦”的帝王,就越是会真诚地根据这些占卜的征兆来调整自己的政治,修德勤政,以免“天谴灾告”;只有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暴君昏官,才会无所忌惮、胡作非为。孔子曾说:“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墨子对礼乐文化一概否定,唯独对天志、鬼神十分虔敬。因为他认为天下的正义、是非,仅靠人类自己已经无从保证,只能乞灵于“天”、“鬼”了。而直到近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康德,依然要将“善”的根源追溯到上帝那里,视上帝与“善”本身同一,以至于尼采要说他“是一位隐蔽的基督徒”。
        由此看来,科学与迷信、道德与宗教其实是邻居,二者的区别是“几希矣”。科学与迷信、哲学与宗教都注重自然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征兆,因此科学家、哲学家和占星术士、宗教教主,差不多同时又都是预言家——总结历史,预示未来。韩非就是这样一位能推断某个国家命运的预言家。他在这篇《亡征》中一口气列举出了四十七条可能导致封建诸侯王国灭亡的征兆,这是何等的详备、何等的周全!
        韩非列举的这四十七条“亡征”,有的是针对君主而发的,有的是就朝廷大臣的言行而言,有的则是后宫、太子的所作所为,但归根结底,这些仍是君主治理国家时的失误,即错误的根源仍在君主那儿,关键是君主立法不严、执法不力。如果法律制定得十分周密,那么臣民游士就没有空子可钻;如果法令执行得十分严格,那么王亲国戚、便辟宠臣也就无法施展其伎俩,他们的阴谋也就无从得逞。
        当然,韩非也注意到君主个人的性情品行问题,如他将君主不沉稳持重、不深藏机密、凶狠暴戾、不懂外交、偏激急躁、轻率冲动等,也列为可能亡国的征兆,而这些似乎就属于君主个人的性格和才能问题——这样,韩非实际是说,亡国的征兆就在于君主不懂治国的权术。而“术”,在韩非那里,又是与“法”、“势”三位一体、互相配合的。因此,认为他将问题的关键归结为君主立法不严、执法不力,也是说得过去的。
        韩非堪称预言家,但他在《亡征》的末尾还是指出:“亡征,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即声明自己并非百发百中、每言不爽的预言家。一个国家具有韩非所说的“亡征”未必会灭亡,但一个灭亡的诸侯国则一定曾出现过这些征兆。当一个国家、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出现了某种败亡的征兆时,当局者能引起高度的警惕,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或许可以避免败亡的结局,但如果不加警戒、我行我素,则只可能导致悲剧的结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能做到防患于未然,也就算韩非的这篇《亡征》发挥了它的社会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