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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溥《五人墓碑记》

张溥《五人墓碑记》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 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扶而扑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 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11)。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阳阳(12),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13),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 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14),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15),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 且矫诏纷出(16),钩党之捕(17),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18)。大阉亦逡巡畏义(19),非常之谋(20),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21),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22),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23),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 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24),赠谥美显(25),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26),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27),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28)

贤士大夫者,同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29)

【鉴赏】 张溥的 《五人墓碑记》,反映了明代末年发生在江南的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明末的宦官集团,掌握朝政,专权暴虐,诛戮异己,残害忠良,欺压百姓。宦官魏忠贤自封为 “上公”,结成阉党,杀戮大臣,无恶不作,政治处于黑暗的深渊。这激起了正直知识分子——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人的指斥和反对,由此遭到魏忠贤阉党的残酷迫害。苏松巡抚周起元因事触犯魏忠贤竟被撤职,当时在苏州的东林党人周顺昌就写文章送他,斥责阉党; 另一东林党人魏大中被捕,路过苏州时,周顺昌为他饯别,在席间大骂魏忠贤。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派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这激起苏州市民和一些知识分子的公愤,他们与捕差发生武力冲突,并拥进官衙,打死一名旗尉,巡抚毛一鹭躲进厕所得以身免。事后为首的五人被害。不到一年,阉党失败,苏州人士为了纪念五位死者,合资安葬了他们。作者怀着崇敬和激动的心情写了这篇碑记,记叙了这场斗争的经过,颂扬五人英勇不屈、大义凛然的可贵品格,斥责阉党祸国殃民的罪行。

本篇内容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点明五人墓的缘起; 第二段叙述当时五人死义的情形; 第三段论说五人之死有关大义; 第四段赞五人死义,荣于身后,遗爱人间。

文章一开始从五人的死与葬写起,突出了死与葬的不同时,其间 “十有一月”,作者缘此宕开一笔: “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 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以此设问,促人深思,也使文章徐徐引入正文。到第二段叙述五人死难的情形,便展开文笔,写吴人的见义勇为,写五人的慷慨就刑、“谈笑以死”,写地方贤士感于大义而买头合尸的经过情形。这段叙述是碑记中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础上,文章又过渡到第三段,议论五人之死的意义。在阉党横行,冤狱遍布的形势下,五人能 “激昂大义,蹈死不顾”,“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阉党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不敢复有株治”,且 “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这些都与五人的作用分不开。作者对五人之死的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段,以五人的 “激于义而死” 与 “高爵显位”们 “辱人贱行” 般的生相比,阐明了死与生之大义,二者孰轻孰重,泾渭分明。若五人之死,重于泰山,有益于社稷,就要 “荣于身后”,亦是 “独五人之皦皦” 的答案。为突出五人的高大,行文极尽辗转褒扬之妙。

本文在艺术上有三个特点值得借鉴。

首先,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叙议结合的手法。既叙且议,事约理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主题鲜明突出,行文富于变化。于记叙的同时,也点明了事件的意义,从而使死难人物的行为和品格升华到很高的境界,有助于加深读者的认识和理解,便于倾注作者的爱憎感情,也使文章具有难以辩驳的说服力和感人的艺术力量。叙议结合,在文中也表现为变化多样。一种是叙中带议,叙述时带出议论,涉笔成理,过渡自然。如开头一段中就死与葬之间有十一个月而发的议论,与叙述榫接无罅,突出了五人的死非比寻常。再有叙后发议,即在叙述的基础上,集中议论。如 “嗟夫”之后的一大段议论,即是在五人就义的叙述之后,它可以伸作者的观点,针对性强,表明五人之死确 “有重于社稷也”。还有一种是夹叙夹议,叙议交错,衔接紧密。这在文中最多见,使通篇事与理互见,事不板滞,理不空乏,结构上疏密合宜,行文更觉振宕有致。正是由于作者极富匠心地运用叙议结合手法,才使这篇碑记更富深刻的思想意义。

其次,本文还反复运用对比反衬手法,来突出五位义士死的光荣,生动而鲜明。先用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来作反衬,可推知在当时人眼中,五个市井细民、草野之士生前是完全不能与他们比的;但五人仗义牺牲,其身后荣盛,远远超过他们 “湮没不足道”的死。文中还用缙绅的辱人贱行来反衬五人的激昂大义,用高爵显位的逃亡和佯狂的丑态来反衬五人之死有重于社稷,这就更显出五人的高尚和不凡。最后把魏忠贤的不敢株治和他的投缳道路,与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威力和重大影响对比,就更突出五人的光荣和不朽。

再次,本篇文字遒劲凝练,质朴雄健,铿锵有力;句式长短变化,参差错落,文情极为跌宕。这样的语言与本文所记事件的悲壮和作者感情的激昂十分协调统一,达到了文情与声情并茂,形式与内容的和谐。当读到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阳阳,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这样的句子,眼前似乎出现五人英勇就义的场面,形象生动,使人历久难忘,这样的文字不仅在碑记中少有,即使在传记文中亦当属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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