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主题思想之人能弘道

[四·五]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四·八]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四·九]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五·七]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六·十七]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六·二十四]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七·六]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八·四]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 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八·十三]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十三·二十五]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 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 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十四·三]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十四·三十六]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十五·七]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十五·二十九]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十五·三十二]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十五·四十]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十六·二]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十八·二]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十九·二]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鉴赏〕　道在孔子的价值体系中占据着非常突出的地位，他曾提出“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道是人的生命的意义所在，它甚至高于生命。他还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被置于君子的精神追求的首位。所谓“道”，是指最根本的法则，也是表示人们所当遵循的必由之路。所以朱熹解释说，这里的“道”应该指“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既然仁的观念是孔子的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和最高的道德标准，为什么在这里又将“志于道”放在“据于德，依于仁”之前呢?实际上这两方面是不矛盾的。因为道是一个总名，是一个最抽象的概念，显示一个根本的方向。而仁则是对于道的内容的具体规定。“道”是儒家君子所向往的理想目标与追求仁的必由之路，所以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其实，从理论上说，道就是本体化了的仁道，道甚至就是仁的代名词。在思想本质上，道、仁一体不二，道即是仁，仁即是道，而不是仁外有道、道外有仁。

孔子这句话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提出来的，目的在于指导君子的人格修养、精神成长和技艺修习。很明显，孔子对人的完善化的规定是相当全面的，细细体味，我们可以发现在上述这句话中道、德、仁、艺之间存在一种意义逐级深化、辐射与实践可操作性的递进关系。但是对于君子来说，首先要立志走正道，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并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即所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这样就不会迷误于世俗社会的种种诱惑，不至于走入歧路。根据孔子的思想，人们一旦“志于道”，就目标高远，志趣高雅，不会为一时生活条件差而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其实这种人并不是真正“志于道”。

道虽然是一个空名，但具有普遍意义，在孔子看来，大到政治事务，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时时刻刻都会遇到遵循道的问题，也就是说都会碰到方向道路的问题。在政治上，在任何情况下，君子始终都应当按照直道行事：“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如果统治者为非作歹，就不应当与之同流合污，因此，“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平时待人接物，唯以道为依归，“道不同，不相为谋。”君子对于不合乎道的一切言行，都不能苟同，“说(同“悦”)之不以道，不说也”。在物质利益和功名利禄问题上，坚持按照道来决定取舍，正像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得”应作“去”)之，不去也。”总之，道是君子必须采取的人生价值取向，如此无论做什么都会心安理得，这样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人。

孔子是个思想深邃的哲学家，他在竭力强调道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极端重要性的时候，又张扬人作为宇宙主体的作用。人并不是道的消极的遵循者，而是道的能动的弘扬者。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可以推广、弘扬与运用道。道作为本体，它不是人格神，没有意志，它自身一无所为，它既不能推广、弘扬和利用它自身，更不能推广、弘扬和利用人。人可以通达道，但道自身却不可能通达人。朱熹注释说：“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四书集注》)因为人心是有知、有觉、有识的，而道体却无心，也无为，所以，只有人才能够发现、把握和通达道体，只有人能够按照自己的目的役使万物，万物却不能反过来役使人。只有人才是道的自觉的实行者，而道引导人的巨大作用正是人的主体作用的一种表现。

既然道是由人发现、总结、表述、实行和弘扬的，那么人们就不能把它变成某种外在于人、高于人的固定不变的法则，人们不应当无条件地服从一种所谓的“永恒法则”，不应当用一种僵死的准则来束缚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所以孔子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人能弘道”还表明，道并不是高不可攀，而是老百姓能够加以实行的;它不像基督教的那种道，只是神的思想，而是发自人心，同普通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忠恕违(“违”意为“去”)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中庸》)。而儒家之道运用范围无限广大，所蕴涵的思想又极其精微，“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中庸》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孔子所说的道的一个极其精彩的诠释和发挥。儒家的道并不神秘，它的所有的作用都是人的思想和精神发展的结果。

“人能弘道”思想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确立了人在世界上的主体地位和宇宙的立法者的作用。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每一个人都具有仁心，最高法则不是由神来颁布，而是来自这种仁心。因此，每一个人也都是一个自由的德性主体，在孔子看来，仁的发现、推展与实现完全是一种主体自为的结果，只能依靠主体自身完全发乎内在的精神自觉，而不应该借助于任何外在力量的强制与逼迫。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没有发自主体内心的仁的觉悟和自觉欲求，就不可能推行和实施礼乐文明。礼乐文明的实质并不在于它们拥有一整套的仪轨律令，或能够形成连贯流畅的声音韵律，而在于它们完全发源于人自己的内在仁心。礼不己出，则为非礼。乐不由衷，则无异于噪音。尽管仁、礼、乐可以作为五德、六德而并行，但在发生起源与本体地位上，仁高于礼，仁决定礼，而不能相反。“为仁由己”(《颜渊》)是“人能弘道”的另外一种表述，它极大地凸显了人之为人的德性自觉与主体责任，仁的主观规定性恰好为后世儒家高度的道德自律奠定了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