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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书·行大同在明男女人权始

康有为

若虑农工商皆归之官,得无有司作弊,侵吞盗窃,为害更甚者,此其所虑为乱世言之也。太平世人无私家,无私室,无私产,无私店。无家而禄厚,性美而教深,必无侵盗之心,自无侵盗之事。即使有欲侵盗而别无私店,虽侵之盗之而从何售鬻之?万一泄漏,则终身不齿。且其时,凡人之金皆寄金行,其得金之多寡,视其工价及创新之赏,人人得而知之,若司商务而骤得多金,侵盗之迹即露。夫大无耻之事,苟非家累贫病,迫不得已,孰肯为之而令终身见弃乎?太平之人,无家累,无贫病,荣途悬在前面清议迫于后,风化既美,种教更良,孔子所谓“虽赏之不窃”也,而何虑焉!

凡诸农田、商货、工厂之业,全地至大,从何而归之公?即欲举公债以承之,亦万不能行也。然欲急至大同,最难则在去国;若去民私业,此事甚易,即自去人之家始也,即欲急去国界者,亦自去家始。

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只许订岁月交好之和约而已;行之六十年,则全世界之人类皆无家矣,无有夫妇父子之私矣,其有遗产无人可传,其金银什器皆听赠人。若其农田、工厂、商货皆归之公,即可至大同之世矣。全世界之人既无家,则去国而至大同易易矣。于是时也,最难去种界之别,当少需岁月而已。夫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天之生人也,使形体魂知各完成也,各各自立也,此天之生是使独也。夫使天之生人使男女以两人偶合也,则不能独立也;天之生男女使如人兽之异形也,则不能独立也;今男女之魂知形体各自完成,各能自立,不相待也,不相下也,不相异也,极相爱也,徒以形中微有阴阳凹凸之小异。而男子挟其强力以凌弱质,收为私属,不齿平人,习久成常,视为义理,遂大背天予人权之义而永为小康忧苦之世。虽彼男子得拥一日之私尊,然以视大同太平之极乐,不犹乞丐之视帝王,凡夫之比神仙哉!人有弃帝王而为乞丐,弃神仙而为凡夫者乎?故全世界人欲去家界之累乎,在明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私产之害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种界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致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致极乐之世、长生之道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炼魂养神、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欲神气遨游、行出诸天、不穷、不尽、无量、无极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吾采得大同、太平、极乐、长生、不生、不灭、行游诸天、无量、无极之术,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疾苦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吾之道早行早乐,迟行迟乐,不行则有苦而无乐。哀哉,全世界人生之苦也,其宁甘之而不求乐欤!

选自《大同书》

〔鉴赏〕 本篇出自《大同书》庚部第十章。1901—1902年,康有为在避居印度北部时完成了《大同书》全书的写作。《礼记·礼运》构筑了尽善尽美的大同之世,因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志士仁人的心灵深处均有着挥之不去的大同情结。洪秀全、谭嗣同、康有为、刘师培、孙中山等人,都对大同之世作出了新的诠释,设想了美轮美奂的理想社会。其中最为系统与最具理论色彩的,当属康有为勾勒的理想社会蓝图了。他的大同之世,充满着云诡波谲般的奇特结构,内中有古代儒家对理想社会设计的胎记,而更多的是进化论与天赋人权论,还有空想社会主义的东西。这部近代思想史上的奇葩,集哲学、政治、伦理、文化为一体,否定了封建制度与宗法制、等级制,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

《礼记·礼运》中的“天下为公”,是大同之世的主心骨,又被康有为注入了公有制的原则。康有为说:“太平世人无私家,无私室,无私产,无私店。”“太平世”就是大同之世。要让“农田、商货、工厂”在全球范围内,“归之公”而实现大同,就得以无家与去国为前提。“去国界”是康有为提出的“破除九界”中的一个。九界指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人类要达到“太平大同,长生永觉”的境界,唯有遵循“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贯串《大同书》的宗旨,是免苦求乐的人道主义。康有为以为人的本性是免苦求乐的,但现实世界是个大苦海,内中有人生、天灾、人情等等38种苦难。即使做了帝王,也有它自身的苦楚。早年康有为钻研过佛教,佛教视人生为苦海的思想对他是有影响的。不过,他不为佛教所框限,提出“破九界”的设想,易出世为入世。如去国界,是指去掉邦国称号与疆界划分,无君主,无军队,无监狱,合全球为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公平政府。又如去级界,是要求取消贵贱、主奴间的等级隶属关系,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实际上,“去某界”,是对现存秩序的否定;“去某界”的归宿,为对未来世界的设计。全球大同是去国界的归宿,而这必须从无家开始:“欲急去国界者,亦自去家始。”

“去家”的前提,则为天赋人权的确立,实现男女平等独立。他说“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接着这段文字,康有为反复使用了同一类型的句式,认为“去家界之累”、“去私产之害”、“去种界之争”、“致大同之世”、“致极乐之世”,都在于“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破除“九界”,步入太平之境、大同之世,是以知晓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独立为基础的。康有为从19世纪80年代末倡导不裹足运动,到20世纪初从天赋人权立论,视男女平等为趋向理想社会的前提,贯串其间的是妇女解放的思想,这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如康有为目睹了家乡有一赌徒,拿妻子首饰作赌资,输了以后又卖妻以供一搏;他的堂姐嫁出后,因其夫生病死亡遂终身守寡;有一富家女依父母之命,嫁给家道中落的男子,日日操理家务,苦不堪言,其夫却日日泡在赌场与妓院中,不够花费向岳母家索取千金,千金花完后,又因偷盗而下狱,富家女因恚愤而死,命运非常悲惨。他对历史上阻碍妇女解放的清规戒律作了批驳。他把妇女不能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能从政,不能入学堂从事学术研究等,看成是天下最不公不平之事。提出不能因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异,让男子凭借强力以欺凌弱质的女性,“遂大背天予人权之义而永为小康忧苦之世”。他为此发愿:“吾今有一大愿为同时八万万女子拯沉溺之苦,吾今有一大欲为未来无量数不可思议女子致之平等大同自立之乐焉。”他把妇女解放,放在走向大同之世的首要地位,不由令人想起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著名命题: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马克思认为,没有妇女解放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衡量。康有为的主张,同傅立叶、马克思所说相当接近。

康有为大同之世的设想是为将来社会而设计的,认为马上施行的话必会造成社会大乱。对其师了如指掌的梁启超说:“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清代学术概论》)康有为的“秉性”就是视事物的发展是渐进量变、决不可有飞跃质变。康有为强调男女平等,主张一夫一妻制,但实际行动则相反。为他作传的学生不无尖锐地批评:“他每天戒杀生,而日日食肉;每天谈一夫一妇,而自己却因无子而娶妾;每天讲男女平等,而其本家之女子未尝独立;每天说人类平等,而自己却用男仆女奴。”(陆乃翔:《新镌南海康先生传》上编)康有为因元配夫人张妙华无法生育后代,便先后娶了五个小妾。他论“杀生”时说道,“吾好仁者也,主戒杀者也,尝戒杀一月矣,以今世必未能行也”。按照他渐进的学说,他觉得沿用传统的习俗更适合于目前境遇。

创造力十分丰富的康有为,给大同之世涂上了浓浓的乌托邦色彩。他把理想的内容设计得愈具体、愈细致,就愈发陷于空想。为“去乱界”,他设想全球成立一个“公议政府”,把地球分成南北、东西各一百度,令各自治政府以度为单位,置历史上各民族国家实际情况于不顾,以整齐划一的主观冥想替代客观形成的事实。空想不是任何时代都能萌生的,空想的产生也有它真实的历史条件与政治背景,康有为想用免苦求乐的善良愿望,来消除现实中的苦难,正好证实了灾害、压迫、差别等等现实矛盾太剧烈了。他想用想象来消除实际中的种种矛盾,必然会陷于空想而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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