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释新民之义)

梁启超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①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笃与变化气质之两途，斯即吾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之说也。一人如是，众民亦然。

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②异于群族者，吾人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虽然，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长，而漫曰“我保之，我保之”云尔。譬诸木然，非岁岁有新芽之茁，则其枯可立待;譬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涌，则其涸不移时。夫新芽、新泉，岂自外来者耶?旧也而不得不谓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也。濯^③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濬^④之，原其本原。继长增高，日征月迈，国民之精神于是乎保存，于是乎发达。世或以“守旧”二字为一极可厌之名词，其然岂其然哉?吾所患不在守旧，而患无真能守旧者。真能守旧者何?即吾所谓淬厉其固有而已。

仅淬厉固有而遂足乎?曰：不然。今之世非昔之世，今之人非昔之人。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非不能为国民也，势使然也。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耳目所接触，脑筋所濡染，圣贤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夫国民之资格虽未必有以远优于此数者，而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苟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故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今论者于政治、学术、技艺，皆莫不知取人长以补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不取于此而取于彼，弃其本而摹其末，是何异见他树之蓊郁而欲移其枝以接我槁干，见他井之汩涌而欲汲其流以实我眢^⑤源也!故采补所本无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长思也。

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冲突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盎格鲁撒逊人^⑥种是也。譬之蹞步^⑦，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指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原载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第1号

〔注释〕　①淬(cuì)厉：即淬砺。把烧红的金属材料放进水或油里急速冷却，以提高材料的硬度。砺：粗硬的磨刀石。淬厉为加工提高之意。　②厘然：形容有条理。　③濯(zhuó)：洗涤。　④浚(jùn)：疏通，挖深。　⑤眢(yuān)：眼球枯陷失明，引申为枯竭。 　⑥盎格鲁撒逊人：即盎格鲁-撒克逊人。　⑦蹞(kuǐ)步：亦作“跬步”，半步。

〔鉴赏〕　塑造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是《新民说》的宗旨。《新民说》由二十篇论文汇编而成，写于1902—1906年。1900年东渡日本后，梁启超的思想较戊戌变法期间有了一个飞跃。这一陡变，成了他思想最为激进的时期。在梁启超看来，戊戌变法未能成功，与顽固派的极力反对相关，也与国民素质欠佳有关。“新法”在中国讲了“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是因为“于新民之道未曾留意焉者也”。在两千多年专制主义重压之下，只有君主一人有自由，民众毫无自由;君主一人握权力，民众没有权力。失掉了自由与权力的民众，不可避免形成奴性，造成依附人格。对这种根深蒂固的奴性，梁启超称之为“心奴”。他说：“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新民说·论自由》)《新民说》的首篇就是“论新民为今日第一急务”。1902年2月，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该报章程第一条就是：“本报取《大学》新民之定义，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这里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问题，以及“新民”为国家变更面貌的先决条件的问题。

梁启超心目中的新民，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格。新民具有自由独立的人格，有着天赋的权利意识，同时富有冒险进取精神与强烈的上进心。造就“新民”的前提有三条：一是推翻专制主义政体，实行民主立宪;二是学习其他民族长处，培养近代人应有的品格;三是继承传统，弘扬固有的民族精神。

后两条就是梁启超对新民所定的界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新民”要继承传统文化中有用成分，不能“尽弃其旧”。梁启超在《自由书》中说，“新民”的主张源于《大学》。《大学》中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的话，宋代理学家二程与朱熹认为，把“亲民”诠释为“新民”。梁启超没有受程朱理学对“新民”所作的局限于心性修养理解的影响，而是撷取清初哲学家李颙的主张。梁启超在《自由书》中说：“《大学》曰：作新民，能去旧染之污者之自新，能去社会旧染之污者谓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未由。悔也者，进步之原动力也。”这是从李颙“悔过自新”说衍化出来的。李颙被时人视为与黄宗羲、孙奇逢并列的清初三大儒之一，他在评论哲学家史上各家时说：“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二曲集》卷一《悔过自新》)“悔”便是人们认识过失而自觉努力去自新的动力，“过”就是“心奴”。“辱莫大于心奴”(《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视精神上的奴隶比形体受奴役更为可悲。梁启超列举了“心奴”的四种表现：“为古人之奴隶”、“为世俗之奴隶”、“为境遇之奴隶”、“为情欲之奴隶”。其中与人格相关的，主要是“为古人之奴隶”。古代圣贤功垂千秋，为后人敬仰，但不能作为偶像来崇拜。因为圣贤无法预知千百年后人们的心智，故梁启超主张：“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同上)“我自我”，即“我”是不依附于他人的，在精神上是自由与独立的，这与他“采补”西方文明相关了。

这方面他主要汲取了卢梭的天赋人权论。梁启超说，“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新民说·论进步》)。求智与自由是人的天性，是人天然而来的权利，即天赋人权，是“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也”(《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于卢梭是推崇备至的，1902年著《卢梭学案》一文，介绍卢梭的民主思想。又认为《民约论》(《社会契约论》中译名)中的天赋人权论，是最适合于当今中国，祈求其在神州之上广泛传播。因为卢梭所宣扬的天赋人权论，能使地球上“国国自主，人人独立”(《自由书》)。

经过“采补”与“淬厉”的“新民”，是没有奴性的、自由独立的，是富于爱国利群、冒险进取精神的一代新人。近代和古代有很大不同，很多思想家提出了培养新人的问题。新人的观念是近代才开始有的，如洪仁玕要人们依据“世之转革”的道理，自身也要不断地自新，“力求自新，转以新民”(《英杰归真》)。从刀光血影中蹦出的“新民”，含义比较笼统，但开了与传统人格决裂的先河。梁启超虽借用《大学》中的“新民”一词，但却为国人设计了全新的品性，如自由、自尊、合群、进取冒险等。梁启超对“新民”从各个方面详加论证，“新民”说是比较系统的关于理想人格近代化的学说。“新民”说唯意志论色彩很明显。“新民”的人格境界，应来源于社会实践，但梁启超归之为“心力”：“是故报大仇、雪大耻、革大难、定大计、任大事，智士所不能谋，鬼神所不能通者，莫不成于至人之心力。”(《新民说·论尚武》)尽管“新民”说有不足，但它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大大超过消极因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