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约精义(以雄伟之文醒专制之梦)

刘师培

梨洲^①之学出自蕺山^②，而蕺山之学出于阳明^③，故思想学术不主故常。且当明季之时，阉官专政，小人盈廷，凡号为清流^④者，类皆合团体以抗政府，与今西欧之正常相同。上争于朝，下争于野，东林、复社^⑤之事，其显然者也。梨洲渐摩濡染，明于邪正之分。当弱冠之年，即入都讼忠端公^⑥冤，后与陈定生^⑦作《留都防乱揭》^⑧斥阮大铖。盖维持清议^⑨，有汉李膺^⑩、范滂^[[!B11]]之风焉。及明社已覆归隐故墟，思托空言以为王法，而《明夷待访录》^[[!B12]]以成，吾观《明夷待访录》之言政治也，一溯立君之利，一斥立君之害。梨洲溯立君之利者，即梨洲所谓兴利除害是也。盖混茫初辟，风气未开，强者凌弱，勇者甘层，使国人不出其权以委则全体断无成立之理，而一己所有之权力为国人所私有，其强弱胜负着判若霄壤(见《民约》^[[!B13]]卷二第七章，又卷一第八章云：人造之世，曩之以力威人者一变而为义务，曩之以力自给者一变而为义务，举凡营禾私怎么之心悉与革除，与黄氏同)。此公益所以能兴而公害所以能除也。

〔注释〕　①梨洲：黄宗羲(1610—1695)之别号。黄宗羲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早年参与反对阉党的斗争，清兵南下，募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主要著作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易学象数论》等。　②蕺山：即刘宗周(1578—1645)。明末哲学家，号念台，因讲学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万历进士，官至南京左都御史。清军陷杭州，绝食而亡。后人把其著作编为《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黄宗羲是他的学生。　③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9)。明代哲学家、教育家。曾筑室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主要著作为《传习录》与《大学问》。学生众多，在明代中叶以后，影响很大。　④清流：古代负有时望的清高的士大夫。《三国志·魏书·陈群传》：“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　⑤东林、复社：晚明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神宗后期，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激化。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朝政，反对宦官魏忠贤的专政，批评矿监、税监对民众财产的掠夺。史称“东林党”。崇祯初年，一部分江南士大夫继东林党之后，为谋求挽救明王朝的命运，纷纷组织文社。太仓人张溥和张采合并应社、幾社等江南文社，称为复社。　⑥忠端公：指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1584—1626)。万历进士，天启中任监察御史。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集合左光斗等五十余人，联名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同年，黄尊素上疏弹劾魏忠贤擅权，削职归籍。这是东林党人与阉党冲突白热化的表现。天启六年，黄尊素被捕，狱中受酷刑死。　⑦陈定生：即陈贞慧(1604—1656)，东林党人左都御史陈于廷第四子，复社重要成员。曾与吴应箕起草《留都防乱揭》，声讨阮大铖。　⑧《留都防乱揭》：留都指南京。此揭是复社人士讨伐阉党余孽阮大铖罪行的檄文，时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起草者为复社名士吴应箕，具揭人名有143人，黄宗羲名列第四。　⑨清议：公正的评论。　⑩李膺(110—169)：字元礼，东汉士人领袖之一。汉桓帝时为司隶校尉，反对宦官专权，太学生称为“天下楷模李元礼”。汉灵帝时，与陈蕃等谋诛宦官失败，死于狱中。　[[!B11]]范滂(137—169)：字孟博，东汉士人领袖之一。初为清诏使，后迁光禄勋主事。与太学生结交，反对宦官专权。　[[!B12]]《明夷待访录》：明清之际黄宗羲著，成书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全书一卷，共二十一篇。“明夷”是《周易》的卦名，该卦第五爻有“箕子之明夷”句。作者自称：“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向往箕子之事，故以名书。箕子为商纣王囚于牢狱，武王伐纣后访箕子，箕子献上《洪范》。该书强烈抨击封建专制君主制度，对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作了全面的发展，有着近代民主思想的因素。是书在近代中国，被志士仁人们奉为与西方民主思想接轨的经典。　[[!B13]]《民约》：即《民约论》，《社会契约论》的旧译名。　[[!B14]]卢氏：即卢梭。　[[!B15]]敲朴：《明夷待访录》的原文为“敲剥”。　[[!B16]]《置相》篇：《明夷待访录》中的一篇。朱元璋取得天下后不久，觉得丞相权力太大，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除丞相制度。到永乐年间，因皇帝一人无法处理众多的政务，便设大学士若干人为辅助，称阁臣。

〔鉴赏〕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汉。短短三十六载春秋，却有着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革命叛徒、清廷高官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经历。其祖辈皆为著名的经学家。幼承家学，少应科举，1901年中举人。受革命思潮影响，绝意仕进。1903年到上海，会晤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参与《俄事警闻》、《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积极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语言宣传革命主张。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参与刺杀王之春行动。1906年至芜湖，与陈独秀一起，宣传革命，发展党人。1907年初，偕妻何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等人，参与东京同盟会本部工作。1907年6月，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创办《天义报》与《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同年为两江总督端方收买，作《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背叛革命，充当端方密探。1908年底回沪，并公开充当端方幕僚。之后随端方南下，镇压四川保路运动，为革命军拘捕。1915年，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拥护袁世凯称帝。袁世凯下台后，经蔡元培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五四运动时，提倡国故，反对新文化运动。1919年12月病死。清末民初，刘师培是个风云人物，为近代中国融激进与保守于一身的，最为突出的思想家。从“激烈派第一人”，沦落为清廷密探，到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如此大起大落，近代中国找不出第二人。

《中国民约精义》一书，是把中国古代关于民主的言论，与卢梭《社会契约论》相近的主张，辑录出来并加案语以显示自己的见解：“得前圣曩哲言民约者若干篇，篇加后案，以证卢说，考其得失。”(见该书《序》)“前圣曩哲”中，有典籍，有思想家。典籍以先秦为主，如《易》、《左传》、《礼记》以及先秦诸子的著作《论语》、《孟子》、《荀子》等。思想家则起自孔、孟，下迄龚自珍、魏源，包括董仲舒、张载、朱熹、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大家。“言民约者”与“以证卢说”，是对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与卢梭学说相比勘，分析短长，品评优劣。刘师培所据的本子，是留日学生杨廷栋于1902年所译的《路索民约论》，由开明书店发行。1902年前后，中国时局大为改观，卢梭的名字在人们心目中有着非凡的意义。柳亚子读罢《民约论》后，更名“柳人权”，字“亚卢”。梁启超则发表了《卢梭学案》、《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等文，介绍卢梭的社会政治理论。在这一时代浪潮中，刘师培介绍卢梭学说不算早也不能说突出，但用民约论思想系统分析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中国民约精义》却是首创。

刘师培引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原法》与《明儒学案》中的《东林学案序》的思想资料，写了一大段案语。此为本书所选的内容。先是说明黄宗羲的学术思想近承刘宗周、远接王阳明，因其父黄尊素受陷害之故，故又深受东林党人与复社成员影响，“上争于朝，下争于野”，“明于邪正之分”。案语重点是说明黄宗羲“其学术思想与卢氏同”，“讵得不谓先觉之士哉”，甚至可以说，是以《民约论》的观点去诠释《明夷待访录》的。

具体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说黄宗羲关于“立君之利”与“立君之害”的论述，与卢梭主张是相同的。黄宗羲以为，有人类的那一天起，人们只顾谋求自己的私利，而公共利益却无人去兴办，有公害却无人去革除。有人出来，不把私利当作利益，而是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不把对个人有害的事看作祸害，而是使天下人都免除祸害。这叫“立君之利”。但黄宗羲以为，这样理想的君主只存在于三代中。后世的君主不是这样，以为把天下利益归于自己，把天下害处都归于他人，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敲诈、剥取天下人的骨髓，拆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个人的放纵与享乐。这叫“立君之害”。刘师培以《民约论》的原文作比较，得出了“卢氏所言，即梨洲所谓敲朴天下骨髓也，离散天下子女也”的判断。

二是宣传黄宗羲反对君主私天下的天下为公的思想：“要而言之，梨洲之所言为天下，非为一姓也，为万民，非为一人也。”黄宗羲以为，做皇帝的应当用简易的办法，去满足民众的要求。但后世的帝王把整个天下当作是自己一家一姓的产业，以为天下财富都应当归于自己。对家天下的观念，黄宗羲作了深入批判。“故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案语对黄宗羲思想作了相当精到的概括后断言：“本此意立国，吾知其必为法美之共和政体矣。”故刘师培得出结论：“梨洲独能以雄伟之文，醒专制之迷梦。”

三是颂扬黄宗羲反对君主独断的人治思想：“中国当三代以降，误认朝廷为国家，而所谓法者，皆私法而非公法。梨洲谓三代以下无法，讵不然与?”黄宗羲把美好的政治理想归于三代(夏商周)，认为那时的皇帝实施的是“天下之法”;后世皇帝视天下为自己的私产(“误认朝廷为国家”)，推行的是“一家之法”。“一家之法”，“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是以满足君主一家一姓利益而定的“法”。“天下之法”，是为天下万民的利益而设置的“法”：“未尝为一己而立”、“山泽之利不必尽其取。”(《明夷待访录·原法》)“一家之法”是从皇权主义那里产生的，在中国古代，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汉书·杜周传》)历代王朝，大体依此而行。《大明律》是完全按照朱元璋个人意志制定的，但他自己根本不按照法律办事。案语指出，西方各国立法是公私分明的。“今太西各国之立法也，有宪法，有皇室典范。宪法者，一国之公法也;皇室典范者，一国之私法也。”而黄宗羲在二百多年前，就在法律上“定公私之界说”，“此吾所以崇梨洲为中国法理学家也”。

案语对黄宗羲著作进行解释、评论时，明显加进了自己的观点。因为《明夷待访录》与《社会契约论》，虽说有不少似刘师培所说的相同处，但毕竟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著作，案语不无牵强、附会之处。不过，刘师培请出黄宗羲等人的亡灵，目的是为了革命。《中国民约精义》是传诵一时的革命宣传书籍，这也是刘师培一度在资产阶级中颇负盛名的缘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