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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

蔡元培

我认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迄未实行。而我于任北大校长时,又觉得文理二科之划分,甚为勉强;一则科学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则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所以北大的编制,但分十四系,废止文理法等科别。

我五十一岁至五十八岁(民国六年至十二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民国五年,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要我回国,任北大校长。我遂于冬间回来。到上海后,多数友人均劝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也有少数劝贺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我从少数友人的劝,往北京。

北京大学所以著名腐败的缘故,因初办时(称京师大学堂)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此师生关系,毕业后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我于第一次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云云。于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并提倡进德会(此会为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汪精卫诸君发起,有不赌、不嫖、不娶妾的三条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的五条选认戒),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B11]]、周豫才[[!B12]]、周岂明[[!B13]]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B14]]、丁巽甫[[!B15]]、王抚五[[!B16]]、颜任光[[!B17]]、李书华[[!B18]]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以渐充实。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而那时教员中能授比较法的,止有王亮畴[[!B19]]、罗钧任[[!B20]]二君。二君均服务司法部,止能任讲师,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盘改革,甚为不易。直到王雪艇[[!B21]]、周鲠生[[!B22]]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见,引起求学的兴会。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B23]]、陈君汉章[[!B24]]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B25]]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

那时候,受过中等教育的女生,有愿进大学的;各大学不敢提议于教育部。我说:一提议,必通不过。 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默许了。

我于民国十二年离北大,但尚居校长名义,由蒋君梦麟[[!B26]]代理。直到十五年自欧洲归来,始完全脱离。

原载1937年12月《宇宙风》第55期、1938年1月第56期

〔注释〕 ①京师大学堂:1898年开办于北京,为戊戌变法新政措施之一。变法失败后,被保留了下来。辛亥革命后改为北京大学。 ②奥援:内援。指在内部暗中支持帮助的力量。 ③进德会:1928年由蔡元培发起成立。会员按戒条不同,分为甲、乙、丙三种,随个人自愿选择。会员近500人,占全校员工1/4左右。提倡个人道德修养,以改造社会风气,是蔡元培发起进德会的旨趣所在。 ④吴稚晖(1865—1963):江苏武进人。1901年留学日本,次年与蔡元培一起创办爱国学社。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去法国。1915年与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1921年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有《吴稚晖先生合集》。 ⑤李石曾(1881—1973):社会教育家,故宫博物馆创始人之一。字煜瀛。河北高阳人。1902年随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在法学习农业三年。1906年加入同盟会,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一生最大功绩,就是倡导留法勤工俭学,先后资助二千多人赴法留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1924年任清室善后委员会主任,制定故宫博物馆章程。1927年为北平大学校长,1948年任“总统府”资政。1956年定居台湾。著有《石僧笔记》。  ⑥张溥泉(1882—1947):即张继,溥泉是他的字。直隶沧州(今属河北)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1905年加入同盟会。1924年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参与西山会议派活动。1927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立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 ⑦汪精卫(1883—1944):汉奸。名兆铭,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广东番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早年参加同盟会,任《民报》主编。1910年因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被捕。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投奔孙中山。1927年后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抗战爆发后,为亲日派领袖。1938年任国民党副总裁,同年由重庆逃往河内,发表声明,公开投降日本。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政府,任主席。1944年死于日本。 ⑧《新潮》:1919年1月由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综合性月刊。傅斯年任主编,罗家伦等人为编辑。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与社会问题为职司。杂志创办得到蔡元培的支持,经费与印刷均由北京大学负责。是新文化运动中鼓吹新思想的著名刊物,第一期出版后,印刷量高达一万份,影响很大。 ⑨沈尹默(1883—1971):书法家、诗人。浙江湖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北平大学校长。新文化运动时,为《新青年》编辑之一,发表过白话诗。旧体诗词功力亦深。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著作有《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秋明室杂诗》等。 ⑩沈兼士(1887—1947):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浙江湖州人。早年自费东渡日本求学,拜章太炎为师,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参与新文化运动并写作新诗,为新诗倡导者之一。1922年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率同仁与学生清理故宫档案,为清代档案整理开拓者。著作编为《沈兼士学术论文集》。 [[!B11]]刘半农(1891—1934):诗人、语言学家。江苏江阴人。1916年开始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1917年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授,为《新青年》编委之一。提倡白话文。后留学法国,专攻语言学。著作有《半农杂文》、《扬鞭集》、《中国文法通论》等。 [[!B12]]周豫才:即鲁迅。 [[!B13]]周岂明(1885—1967):即周作人。散文家、翻译家。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周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运动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论文 《人的文学》与新诗《小河》,在新文化运动中均有影响。抗战时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翻译工作,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B14]]李仲揆(1889—1971):即李四光。地质学家。原名仲揆,蒙古族,湖北黄冈人。留学日本和英国,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科协主席。早年从事古生物研究。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者。创立地质力学学科,为大庆等中国油田的发现作出了重要贡献。论著有《中国地质学》、《地质力学概论》等。 [[!B15]]丁巽甫(1893—1974):即丁西林,巽甫是他的字。物理学家、剧作家与社会活动家。江苏泰兴人。1914年入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与数学。1920年归国,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1958年任中国科协副主席,1960年后为文化部副部长。年轻时喜爱文艺,一生发表剧作十部,代表作为《一只马蜂》、《压迫》。 [[!B16]]王抚五(1887—1950):即王星拱,抚五是他的字。安徽怀宁人。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1923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倡导“科学万能”。后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山大学校长。著作有《科学概论》、《科学与人生观》等。 [[!B17]]颜任光(1888—1968):中国实验物理学奠基人之一。广东崖州(今海南三亚)人。1918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与光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私立海南大学校长等职。1926—1932年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司长。其间创办大华公司,为中国首个制造现代科学仪器的公司,对发展中国仪器仪表作出了重大贡献。 [[!B18]]李书华(1890—1979):物理学家。河北卢龙人。早年赴法留学,1922年获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同年返国任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192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31年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1943年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53年从台湾去美国,继续高分子研究。后病逝于纽约。 [[!B19]]王亮畴(1881—1958):即王宠惠,亮畴是他的字。广东东莞人,生于香港。190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11年加入同盟会。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1927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代理行政院长等。194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后去台湾,任“司法院”院长。 [[!B20]]罗钧任(1888—1941):即罗文干,钧任是他的字。广东番禺人。1909年获英国牛津大学法学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1921年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1922年任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因北洋军阀内部派系纷争,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罗文干案”,被告发受贿,被捕下狱,蔡元培因此事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后无罪释放。1931年任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长,1934年辞去该职。后到西南联大任教,讲授《中国法制史》。1941年在广东乐昌因患疟疾身亡。 [[!B21]]王雪艇(1891—1981):即王世杰,雪艇是他的字。湖北崇阳人。留学英、法,先后获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去台湾后,任“总统府”秘书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B22]]周鲠生(1889—1971):法学家。湖南长沙人。早年留学日本、英国与法国,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校长。1950年起任外交部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著有《国际法》、《国际法大纲》等。 [[!B23]]陈介石(1859—1917):即陈黻宸,介石是他的字。近代教育家,浙江瑞安人。曾在多所知名学堂任教。1902年在上海主编《新世界学报》。创办两广方言(外国语)学校,多时学生达千余人。学生中最著名者为马叙伦,师事陈二十余年。为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位学者。 [[!B24]]陈汉章(1864—1938):近代学者,浙江象山人。23岁时师从经学大师俞樾,学识渊博,有“两脚书橱”之称。1909年应聘任教京师大学堂,后为北京大学教授。1928年为中央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主讲史学。学生中著名者有许德珩、茅盾与范文澜等人。1931年辞职返籍,专事著述。有《诗学发微》、《缀学堂初稿》、《缀学堂丛稿》等。 [[!B25]]黄季刚(1886—1935):即黄侃,季刚是他的字。音韵训诂学家、文学家。湖北蕲春人。师事章太炎。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教授。其著作后人辑为《黄侃论学杂著》、《黄季刚先生遗书》等。 [[!B26]]蒋梦麟(1886—1964):教育家。浙江余姚人。留学美国,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与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北京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等职。后去台湾。著作有《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梦麟文丛》等。

〔鉴赏〕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的治校方针,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有价值的教育理念。早在1919年1月《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一号上,蔡元培对此就有所表述。同年3月,在回击守旧派林琴南的信中更有充分的说明:“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不论哪一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1937—1938年发表的这篇文章,表述得更为完整,回忆了当时提出这一原则的历史背景。

当时,多数友人以北京大学封建官僚习气十分浓厚,劝蔡元培不要就任。正如蔡元培所说,“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这时北京大学的主体为仕学院,取“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在求学与做官之间采用一种相应的形式。仕学院的学生,规定为进士、举人出身之七品以上的官员。学生带听差上课,上课时,听差进房屈膝打扦,口称“请大人上课”。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黎元洪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就任演说上他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生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要破除学生毕业以后只想做官的陋习,完成升官阶梯到研究学术风气的变换。蔡元培从聘请文科教授入手,“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陈独秀是个关键人物,蔡元培听了沈尹默、刘师培介绍,并翻阅了《新青年》后,才决意聘请陈独秀的。据当时人汪原放记述:“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候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回忆亚东图书馆》)如此当机立断的态度,源于蔡元培求贤若渴的精神。蔡元培聘请教员不拘一格,没有年龄与学历的限制。当时教授中年青人是不少的,如朱家骅25岁,刘文典28岁,胡适28岁。最年轻的当数梁漱溟,他只有高中学历,考过北京大学未被录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究元决疑论》,为蔡元培所青睐。《究元决疑论》中,梁漱溟把佛法与西方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相糅合,文章中一些观点很有独创性。1917年,蔡元培请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还有本来就有革新情绪的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等人,形成了一个洋溢着精神解放、“思想自由”的阵营。

蔡元培不排斥守旧派,如让辜鸿铭教英国诗歌,请刘师培讲六朝文学。在英、德留学,懂得英、法、德、拉丁文的辜鸿铭,上课时他为纳妾与裹足行为作辩护,认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以文科而言,史学方面有信古派的陈汉章、疑古派的钱玄同、胡适、沈尹默等;文学方面有文言派的黄侃、刘师培,改良派的朱希祖,白话派的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按照蔡元培的主张,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妨把大学讲坛视为各派竞争之场所,让学生独立自主地去决定取舍。

学生中也有新旧对垒的情况。学生办的刊物以《新潮》为影响最大,其成员是北京大学学文史的学生,主要为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顾颉刚、谭平山等。杂志在反封建礼教、宣传新文化、鼓吹文学革命、介绍西方文学等方面,在当时起着不小的作用。而《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是由学生薛祥绥、张煊和罗常培创办的,与《新潮》有过激烈的争论。新旧并峙,这就是贯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原则以后的新风气。

支撑这一原则的哲学理论是蔡元培辩证的发展观。蔡元培对什么是大学,有过一个著名的诠释:“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之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所说的“相反而相成”就是辩证的发展观,意谓事物只有在对峙中才能得到进展。蔡元培说,按照各个大学的惯例,哲学上要有唯心论与唯物论、艺术上要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伦理学上要有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观上要有乐天观与厌世观等不同学派的存在,“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并峙”也就是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对立,对立物在相反相成中得到发展,这是蔡元培辩证发展观的要旨。学术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样,是由于相反相成的不同方面构成的。不同的学术见解在“思想自由”中相互比较、论辩,从而区分优劣,“自然淘汰”,这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蔡元培不仅以此作为遴择教师的标准,而且也是他培养人才的标准:“盖群性与个性之发展,相反而适以相成,是今日完全之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新潮社的人物,如傅斯年、俞平伯、顾颉刚等,以后成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他们能成为大师级的学问家,正是蔡元培以“相反而适以相成”的辩证发展观,运用到人才培养上所结出的累累硕果之一斑。

蔡元培的助手蒋梦麟,以“这情形很象中国先秦时代”来描绘北京大学自由争鸣的气象:“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背后拖羊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烈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西潮》)没有思想自由原则与兼容并包主义的提出与实施,如此生气勃勃气象是不会在北京大学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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