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治运动(节选)

恽代英

有许多人似乎是已经承认中国是死病无良医了。所以看见国中许多乱七八糟的样子，只是冷笑置之，完全似乎秦人之视越人肥瘠^①一样。这种毛病，许多神经已经受刺激而麻木了的，曾经为爱国运动十分宣力的人，都复不免。这成个甚么现象呢?

我——亦还有许多我的朋友——都相信实在中国不是没有救治的办法。要救治，只有求真正民治政治的实现。要民治政治的实现，须盼望很快的唤起全国各界，一致的为民治政治发生个有效力的运动。

……

所以最要紧还是要唤起人民用人民的力量，建设，拥护，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才是正当的解决。怎么这样说呢?第一，只有人民自己注意他的利益，做领袖的人才有所忌惮约束，不敢做损害人民的事。靠圣君贤相是很少希望的。一部二十四史，亦很难得遇见这样的人。第二，只有人民联合起来的大力量是超过一切没有抵抗的。五四之役，学生与各界的联合，著名凶横的徐树铮^②亦只得退步。朝鲜独立的运动，亡国人赤手空拳的联合，著名贪残的日本，亦只得退步。倘若中国的人为要求民治政治，象朝鲜人那样蜂拥起来，那些督军巡阅使的兵，在他为他的豢养主人杀伤了几个人民以后，一定要激发起了他的天良，他一定要归顺人民，一路倒戈相向的去威胁他的主人。因为我们的兵，究竟不是象日本兵在朝鲜一样。他们原都是我们的骨肉兄弟。在全国激动了的时候，他们是不肯自外于国人的。

如何唤起这样的民治运动?我现在说七件要做的事，盼望每个人为中国的缘故，要尽一分力量。

第一，我们要唤起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要用哲学文学各种讲演演剧的法子，打破中国人的所谓“安分”之说。我们的分，不是只受人家凌辱剥夺。我们要求自己应有的利益。青年人应有享受完全教育的权利。国民要有工作，要有维持生活安全的权利。妇女要有参与职业与公民生活的权利。公民要有监督选政，稽核预算决算以定纳税守法与否的权利。因为一般人蔽于那种荒谬不通的“安分”说，把这些权利完全忽略了，所以奸猾豪强之徒，才能够横行无忌，而大家不敢企图反抗。亦仿佛还有些人，以为不应该反抗他们。

第二，我们要唤起人民为奋斗而联合。要用各种方法，去传播联合的福音。不是与人家说那种不痛不痒的所谓合群，要告诉他这种联合是我们人民惟一的最大效力的武器。我们要用这打倒一切凌辱剥夺我们的奸猾豪强。我们不要空口说努力说奋斗。不要只知道向奸猾豪强的人请愿。不要只知道作说帖式的文章，盼望那一个有力的人或党系“俯赐采择”。我们要唤起人民为奋斗而联合。要他知道联合的力量。我们为人民的奋斗，总要有人民的联合，在背后作有力的后援。我们不要靠个人或三五人的力量，与恶势力奋斗，因那劳苦而不易成功。诚然要少数人敢于上前去冲锋陷阵，但必须有整队的人民，因这样的激奋，有预备的掩护上来，才能有杀敌致果的效力。

第三，我们要这种作战的联合，大家能受一种有纪律的训练。我们不应当只知尊重自己的意见与便利，以造成人自为战的现象。我们要求步伐整齐。要在比我好的意见，与我相似，乃至比我相差不多的意见面前，牺牲自己的意见，以服从团体。个性与我见的过于发展，只可以破坏作战的团结，使敌人的地位巩固。这不是我们的幸福。

第四，我们要这种作战的联合，大家能注意监督领袖。我们要在战争的方略中，服从领袖的指导，这固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使每个人注意我们所以服从领袖，是因为领袖可以指导我们做有利于我们的事情。我们要监督领袖，谨防领袖利用我们，谋他自身的利益，而引我们做不利益的事。我们不要信靠领袖的人格。很少的人，不是因为有外方的督率，而能够自己约束的。外方不注意督率，反转陷领袖于作恶的阱坑。所以我们在民治的政治中间，要人民都能督率政府。在为民治作战的联合中间，要每个战卒都能督率领袖。

第五，我们要利用各种机会与目标，使这种作战的联合，练习作战。从来社会的凝结，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我们不能够靠讲道理结合甚么有力的团体。我们要鼓吹反抗强权的学说，而且引他们向各种黑暗的势力作战。这种作战的目标，可以是提倡教育，废督裁兵，乃至于其他种种，总看时机之所允许，大众之所易于接受，而引起一种有力的运动。这既是作战的联合一种有力的练习，而且可以使作战的联合，内部团结越是牢实紧固。

第六，我们要引导这种作战的联合，向政治上战斗。各方面零碎的解决，固然可以作练习作战的目标;但我们不可忘记，只有向政治上战斗，以求人民获得政权，用人民的力量建设，拥护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才真能有一种成功。所以每个为自己谋利益而作战的联合，我们逐渐要引他注目政治，引他求政治上的总解决。人民要赤手空拳的联合起来，向政治上恶势力拼死的作战。没有人能用我们兄弟们的军队，来压服我们。因为我们的兄弟，他自己的妻子儿女，同我们受的是一样可怜的生活待遇。

第七，我们要靠这种政治上的战斗，实现真正的民治政治。我们是要谋全体人民利益的政治，不是要谋任何优等阶级利益的政治。我们是要谋建设平等互治社会的政治，不是要谋建设阶级剥夺制度的政治。我们要用我们的大力打倒一切欺骗侮辱民众的野心家。因为我们是没有抵抗的权力，所以我们这样的愿望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我们这可以看见，我们对于这样似乎死病无良医的中国，并不真是没有救治的法子。救治中国的大力量，究竟是在人民手里，特别是在能忠心指导人民的人手里。指导人民诚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纯洁勇猛，自己富于感情，而且能利用群众的感情。因为感情是行动的一个大发动力量。但是不只是要感情，一定要能思考辨识而有知识经验材干。所以青年富于感情的人，不要以纯洁勇猛，便自己满足了。那些自命能思考辨识，而有知识经验材干的人，特别要为中国的原故，委身以做这种运动。

在这种运动中间，第一要注意群众能受合理的指导。要知道怎样才能指导合理，那便不可不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进化论。要知道怎样群众才肯承受指导，那便不可不研究群众心理，与实务材干养成方法。第二，要注意群众能作合理的监督，要群众知道他有监督领袖的必要，那便不可不求公民知识的普及。要他们能够有监督的力量，那便不可不注意他们团体的组织，与反抗强权品性的训练。

这是盼望一般还有心为中国做事的同志，同心协力向各方面宣传的一个建议。时机危急了。我们要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为民治政治，向一切黑暗的势力宣战。

原载1922年9月25日《东方杂志》19卷18号

〔注释〕　①秦人之视越人肥瘠：出自唐·韩愈《争臣论》：“视政之得失，若越人之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比喻痛痒与己无关。　②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皖系军阀将领。1919年曾致力收复蒙古而声名远扬，推行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参与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著有《建国铨真》、《视昔轩文稿》等。

〔鉴赏〕　恽代英(1895—1931)，原籍江苏武进(今属常州)，生于湖北，武昌中华大学毕业。中国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传播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起任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中共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30年在上海被捕，次年遇害。

恽代英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人物，出于对当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政坛的深恶痛绝，加上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曾经明确表示“我是个痛恶政党的人。我是个完全不相信政治运动值得我们努力的人”(《恽代英文集》上卷第226页)。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参加了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翻译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次年受陈独秀之托，译出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投身政党和政治活动。1922年9月下旬，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这篇《民治运动》。

恽代英基于中共“二大”对时局的精神，分析当时中国似乎是“死病无良医”的说法，认为辛亥革命只是“海禁开后世界生活的自然结果”，但不可避免的带有“早熟”毛病，把皇帝的偶像打破了，只是“挂个民治政治的招牌出来”。这导致了当时各种挽救时局的行动与主张纷纷出台，如复古(袁世凯、张勋)、提倡教育、兴办实业、废督裁兵、宪政自治、新村运动、建设好政府等等。恽代英认为这些方案均无法救中国，解决中国问题要靠民治运动。

他觉得要救治中国，“只有求真正民治政治的实现。要民治政治的实现，须盼望很快的唤起全国各界，一致的为民治政治发生个有效力的运动”。只有通过民治运动才能结束中国的乱世局面，民治运动就是“唤起人民用人民的力量，建设，拥护，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在他看来，“只有人民自己注意他的利益，做领袖的人才有所忌惮约束，不敢做损害人民的事”。绝对不能寄希望于圣君贤相的自律，“只有人民联合起来的大力量是超过一切没有抵抗的”。文中引证五四运动对反动军阀的沉重打击，朝鲜人民对日本侵略的反击，来说明人民联合的力量之伟大。

如何唤起这样的民治运动?恽代英阐述了七点主张，宗旨为民众的联合。具体说来为三方面：第一，要唤起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第二，要唤起人民为奋斗而联合，而联合的基础是民众要受一种有纪律的训练。第三，利用各种机会练习这种作战的联合，引导这种联合向着政治方面去努力，并要大家注意监督领袖。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他提出必须宣传、教育人民，使之知晓、争取自身的利益，在此基础上，通过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途径，组织人民，联合斗争。他主张在运动中要监督领袖、监督政府，而人民的联合、支持和拥护，应该是一切政党、社会力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坚强后盾。当然，人民联合斗争的关键是要“向政治上战斗”。因为“只有向政治上战斗，以求人民获得政权，用人民的力量建设，拥护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才真能有一种成功”，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治政治”。

恽代英认为，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众联合，通过民治运动把人民发动起来，就能够救中国。他特别指出“救治中国的大力量，究竟是在人民手里，特别是在能忠心指导人民的人手里”。所以，在民治运动中，“要注意群众能受合理的指导”，要研究社会问题和学习社会进步的理论，把握群众心理，有的放矢，做好群众工作;还“要注意群众能作合理的监督”，需要加强公民教育，不断提高其知识和觉悟。

文中恽代英没有论及国民党、孙中山及三民主义，不过他所说人民的联合、作战的联合，应当含有当时正在酝酿中的国共合作之意，或者说他知晓、理解和执行了中共“二大”的精神。恽代英宣传的民治主义，是在国内时局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要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为民治政治，向一切黑暗的势力宣战”。他在民治运动中进行民治教育的主张，突出的是服务人民大众的思想，有利于发动群众参与政治，挽救时局。

恽代英提出，宣传、教育人民，使之知晓、争取、维护自身的利益，是开展所有民治运动的前提。认为要有能力“指导群众”，就必须“研究群众心理”，且要引导群众进行“合理的监督”，使群众知道他有“监督领袖的必要”。要实现这样的“民治”，首先要做的是“公民知识的普及”;其次，使得“他们能够有监督的力量”，还应该“注意他们团体的组织”，以及“反抗强权品性的训练”。这样的认识，即便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代建设，毫无疑问仍然有着积极的启示和意义。而他对“中国是死病无良医”社会议论的批驳，同样也值得我们作出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