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惟情论者的人生哲学(节选)
朱谦之
这次演讲是完全以我真情认识的真理为依归的。晓得怎样探求真理，就晓得怎样去做我的生活。
第一、二讲导言(上、下)
现在社会人生的不统一全由于信仰没有标准，你立一个真理，我立一个真理，其结果真理成为“此处与此时”Here and now的问题，是非日变，而人生也好像没有着落似的了。……原来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因他有客观性的。必要是通人类全体普泛的标准，这才算真理。我们不可不以普遍的为真理，却不可仅仅以个人纵欲的私见，或个人的快乐为标准。但在这里，我也不完全否认“主观”，因为真正的主观，是存在于自我的底子的“情”，无论何人，都有这一点“情”，这点“情”是个人的真正主观，同时和普遍的主观相符合。……于此，我不妨把真理的性质，究原委的详说一番。我上面说真理是至公无私的，是有客观性的，这都是就真理的本身来说，不是因人和地和时而不同的“真理的表示”，乃真理之本身。无论如何的民族，如何的个人，如何的伦理思想，其间必含有真合于普遍真理的做他底子。……真理非他，就是这酬酢万变的一点“情”，虽然因地不同而变他形式，又于世间经过当中，常现一种转变之相，然真理的自身，则只有一个而已，而哲学者的职务，就是要发现这唯一的真理。
平常人因看不到这一而变化变化而一的真理，只从外的着眼点去观察，自然所见真理都是变得，都是多样性的。因此实验主义家遂把真理看作一种工具，他说真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胎里带来的，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似此把真理看作人造东西，我以为是根本错误了。如果真理是人造的，如何成为公认的真理?……
真理是什么?我简单的答案：“真理是无形而有理。”物虽无而理则有，理虽有而物则无，知道真理不是一件物，而实为万物的大根柢，只是一片情理，彻上彻下，万古完全，这才是知道真理，那些把真理作一物看的，也算知道真理吗?我敢大胆告诉大家，真理纯以这点“情”言，所以体用合一，体也是这点“情”，用也是这点“情”，只有这一点“情”是真理，除此以外，更没有什么真理，但除这一点“情”外，也实在空无所有，所以世间万有莫不是真理，没有一个而外于真理者，即真理而外有即在其中，即万有而真理便无所不在。……由上可见真理是与宇宙生活的全领域同其行动，随心随意随动静随身随家，到处都是人们求真理的目的。而真理之为真理，其最不可缺的，就是宇宙性(世界性)了。所以在真理中生活的人，都有“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的气概。……
最后我敢告诉大家，孔家讲的就是生命进化的大道理，而孔家本身也就是随时进化的产物。我这次讲题“一个惟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说的完全是我真情认识的真理，而这种真理，同时就是中国生命派的普遍真理——就是孔家的真理。……还有一层，“一个”就是“完全”，我永远相信我真情认识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也就是人们真正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了。……
第三讲 宇宙观
须知这个本体——情——不是容易说的，我是经过千难万苦才发现他的意义的。从前拈出此字，但因方法不对，所以认“无”作“情”看，而主张虚无主义。这次讲演，很想批判从前的方法如何不对，并提出对的方法来，以免大家再走我同一样的错路去。……我在《现代思潮批评》说：宇宙是由于流动不息的精神结合而成，所以求精神作用的基础，便是求宇宙本体的唯一方法，据心理学所研究，“智”“情”“意”是精神作用的基础，萧本华①又证明了“智”是“意”的派生，但所谓“意”实还有“情”的作用存在，原原本本由“意志”到“无意志”的境界，再到“情”的境界，就可证明“情”是精神的最后“本体”了，所以我说“情”便是本体，便是“无之又无”的“无”。……只因从前没有看到这层，所以一面把不可分析的情，认为“本体”，一面把可分析的宇宙，认为“现象”，因此主张破坏宇宙，以后归于本体——情，其实从头显尾，就没有认识——整个的心——真生命，这是我从前以分析认识本体的一大错误。……
第五讲 人生观(上)
……原来人的一生，就是为着这一点“情”，这一点“情”就是真人生，即在我的灵魂，纯粹是一种本然存在，所以唤作“性”，至善无恶所以唤作“善”，这个“善”生来便有，不是生后始发此窍也，不然既不是学虑，试问这点“情”从何处交割得来?所谓“性善”，不过如此意思。……成性就是见成底性，这性元自好了，只要你不断的活动，不断的扩充，存之又存，便自然通体流行，这时活泼流转，不但情善而且形善，所谓“形色天性也”。以真情的眼光看，通身遍体玲珑，何等洒脱!何等轻快!……
选自1928年3月泰东书局《谦之文存》
〔注释〕 ①萧本华：即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意志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鉴赏〕 朱谦之(1899—1972)，福建福州人。民国初入省立第一中学学习，熟读经史，曾自编《中国上古史》，并发表《英雄崇拜论》等小册子。1929年东渡日本，从事历史哲学研究。回国后任暨南大学教授。从1932年起在中山大学工作，担任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50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1964年调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员。他的研究涵盖哲学、历史学、历史哲学、文化学、社会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经济、宗教等领域，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留下专著42部、译著2部和百余篇论文，后人编为《朱谦之文集》。本文为他于1924年在济南第一师范学校演讲稿。全篇很长，分导言上下、宇宙观上下、人生观上下、恋爱观上下、政治哲学、经济理想等部分，计有10讲。
朱谦之“惟情”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五四”时期。当时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是一位用功且关心时事的青年人。他从用力钻研诸子学而走向对“真宰”的追求，并由此而走向“革命”，开始接受“革命哲学”。“革命”这个词古已有之，日本人用其翻译revolution后，再传回中国，在20世纪初流行开来，一跃成为国人最为热衷的观念。朱谦之参加过五四游行，但对“五四”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宗旨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在赞同“革命哲学”的同时，反对新民主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实证主义等。他认为后者这些学说都是以理知或科学为依据，这同他连“科学”也“革”掉的主张不相吻合。他在《革命哲学》中进一步辩解说，“我原不是极端反对科学，只因革命时候，没有提倡科学的必要，而且科学方法，在底子里实和革命的理想冲突，所以要主张革命，就不免对不住科学了”(《朱谦之文集》第1卷第11页)。因此他在当时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或者虚无主义一路的代表人物。
朱谦之所倡导的革命，并非单纯社会制度上的革命，而是要将其运用到整个宇宙，来一回彻彻底底的革命。扫荡名相，怀疑一切。这个时期，他读到禅宗《高峰语录》，大受启发。认为只有用极端的、革命的、怀疑的、破坏的方法，才能求根本的解决，“非完全则宁无”。《高峰语录》中“虚空粉碎，大地平沉”一语更促使他要努力挣脱一切压抑和强权的羁绊，以致愿牺牲生命。1921年他离开北京南下，至杭州兜率寺从太虚大师出家。后在恩师梁漱溟的介绍下，去南京的支那内学院向欧阳竟无求教。朱谦之对佛学素有研究，他的革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禅宗的影响。可是朱谦之无法接受寺院的生活，心灵深处与隔绝尘世的状况格格不入，没过多久就离开了南京。应当说，他提出的“惟情”观念，与他接触佛学，反对灭情的思想有关，但在讲演中提到的早年将“情”与“虚无”相联系的做法，与他在“五四”时期的接受虚无主义有关。
朱谦之讲“惟情”多联系中国传统思想。他提出“情”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源，这就像孔子所说的“人者天地之心”，孟子说的“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宋杨慈湖(名简，陆九渊弟子)的“心即神”之说一样。他还提出，神都在心中，如果还四顾彷徨，去“虚空”里找，那真是迷妄了。所以朱谦之顺着自己“生生”、“变动”的情感之流，寻找着自己生命新的方向。
朱谦之以“情”为世界的本体，以为“真情之流”不仅构成了宇宙之为宇宙的本源性存在，同时也为人生提供了最后的根据。他觉得哲学的职责，在于给人提供安身立命之道。故他不仅立志要做“情人”，而且提出了解决人生问题的总原则，即反抗以智识作用来支配生活而主张情意主义。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以“情”为根本内容的，所谓人生的意义，就为有这点情而有意义。在他看来，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之情，灌注了生机与活趣，故人生是有价值的。倘若失去了这点“情”，人就失去了活泼泼的生命，人生也就失去了意义。作为人先天固有、与生俱来的东西，“情”在朱谦之这里又被视作人的天性，并被规定为“善”。他提出，人的天性中惟有“情”，才是“一种本然存在，所以唤作‘性’，至善无恶所以唤作‘善’”。情即性，性即情，亦即善，情之于人就像口之于味、目之于色，都是本然固有不加思虑的。朱谦之以“善”来界定“情”，显示了其对儒家“性善说”的某种认可。
朱谦之提出“情”的主旨，从根本上说是与中国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相对立的，有着反抗传统观念束缚的一面。由于“情”多与个体性、非理性相联结，并在肯定个体价值的同时，不免会产生忽视普遍价值的倾向。为此朱谦之又将“情”纳入普遍价值的视界之内。提出“情”亦有公私之分：以“我”为中心、以占有为特征的情是“私情”，它是一个自封的、盲目的生命冲动;以“无我”、创造冲动为特征的是“公共的情”或“真情”。“真情”在天人、物我相摩相荡中自然地生发流淌。朱谦之的“惟情”论，在当时曾受到过梁漱溟、钱穆等学者的呼应。他们提出中国传统虽也强调“理”，但认为“理”由“情”(人情)而生，“理”的外在形式就是“称情而节文”的“礼”。孔、孟所讲的伦理、政治也都是从“情”出发。身心合一、天人合一、物质生活精神生命的合一便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这些可作为我们解读朱谦之“惟情论”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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