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髻》赏析

琦君《髻》原文


   台湾女散文家琦君被称为“以真善美的视角写童年故家的圣手”，题材在许多方面与“五四”时期的冰心相似，多写童年记忆，母女之情，但是“琦君却写出了新水平，她在一个新的散文水准线上营造了一个只属于她的艺术世界”(楼肇明语)。

在《髻》中，作者如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以其独特细腻的文字，向读者娓娓述说一段旧式家庭的往事。平常的发髻，却隐含着人间欢情与愁怨，寓示着无数的人事变迁。

“髻”是文章里一个特别突出的意象。卡西尔曾说过，意象“不同于形象之长于经验世界的形形色色，它借助于某个独特的表象蕴含着独到的意义，成为形象叙述过程中的闪光的质点。但它对意义的表达，又不是借助议论，而是借助有意味的表象的选择，在暗示和联想中把意义蕴含于其间”。在《髻》里，作者就通过“暗示”和“联想”，赋予“髻”这一意象十分丰富深刻的内涵。

在童年琦君看来，母亲的尖髻、绕在指头上的长发梢以及散发的气息，都能给她安全感，它们象征着一种温馨的母爱。母亲与姨娘不同的发髻，也是她们各自性格的象征：才过三十岁的母亲梳的却是老太太式的“鲍鱼头”，表现了她朴素坚忍、守旧如仪、自甘淡泊的性格;而姨娘各式各样美丽的发髻，则充分刻画出她趋新惟恐不及的性格。

此外，意象的变化还透露出人物情感的变化，揭示人物的命运遭遇。母亲的发髻由原来的又粗又乌的“螺丝髻”变为紧绷绷的“鲍鱼头”，她的心情也由快乐幸福转成愁苦沉重，“紧绷绷”的不只是发髻，更是她的心灵世界。而到最后连稀稀疏疏的几根短发也剪掉，头发的无情衰落，隐含着心灵的寂寞与苍老、命运的每况愈下。其实剪断了三千烦恼丝，又何尝剪得掉无尽的愁绪?姨娘呢，最初的各式美丽的发髻时时显现其春风得意的神情，但随着父亲的去世，荣华富贵的消逝，她也变得空虚落寞，梳的只是“简简单单的香蕉卷”，最后如云青丝只剩下一小把，也终归如母亲一样，“走向同一个渺茫不可知的方向”。发髻的演变，暗示了母亲与姨娘坎坷曲折的人生之路。

这样，“发髻”作为全文的中心意象，不仅成为联结情节线索的纽带，而且以其丰富的内涵，逐步引导、推进情节深入发展。

然而，作品吸引读者的，除了缘于“发髻”引发的风波、故事，更缘于作者那种流贯全篇“温柔敦厚的情绪”、“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怀”以及“俯视历史，超越人生的悟解”。这些情愫，隐含于字里行间，成为一条感情的潜流。如果说“发髻”是文章一条明线的话，那么这股感情潜流则是一条暗线。作者一方面以发髻为线索，客观地追述了母亲和姨娘的历史纠葛、不同遭遇，逼真地再现人生的爱、憎、贪、痴等生命状态;另一方面，又以净化的心灵为出发点，动情地揭示了两个女人殊途同归的命运，抒发了一腔超越芸芸众生的生命感慨。但是，这又不是一种简单的悲观厌世消极情绪，相反，正体现了作者深厚宽广的襟怀和超脱冷静的悟解。她把理解与同情给予了牺牲在“三从四德”枷锁下的母亲，同时也把宽容与怜悯之情给予了被时代造成错位的姨娘，豁达大度地将旧时代投影在家庭关系上的恩恩怨怨付诸东流，而放眼广阔的人生，把生命的意义指向一个富有永恒价值的目标。

作者曾在文章中引用过一位外国女作家的一句话：“眼因流多泪水而越发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更加温厚。”读者或许可以从中窥见琦君散文创作心路之一隅。

     作者：袁勇麟,吴惠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