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授文学史的一些思考

讲授文学史的一些思考 罗宗强 南开大学   我们文学史所写的, 只是对于文学现象的一种理解, 还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我们讲文学史的时候, 不要对学生说, 李白是这样, 杜甫是这样, 这就是真理!最好是说, 李白可能是这样, 杜甫可能是这样, 但还有不同的看法。   文学史讲什么。这是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问题, 几十年文来都是自上而下, 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往下讲。有的中间插讲作品, 有的讲完史再讲作品。这两种讲法各有好处, 先讲史再讲作品, 学生对于各个时期文学的发展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再讲作品, 易于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理解作家。在讲文学史时插讲作品, 更易于让学生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先讲什么, 后讲什么, 我想, 这似乎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这里要提出来的, 是哪些该讲, 哪些不一定要在课堂上讲。这个问题涉及很广, 无法系统地来讨论。我只是把几个我认为须讨论的问题提出来, 与大家探讨。   一、要不要讲文化背景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 认为讲文化背景, 是老三样: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文学。讲每个朝代的文学, 都来讲经济基础, 当然没有必要, 也无法讲, 因为很不容易找到经济基础跟文学的对应关系。以往是把经济基础与文学的关系简单化了。但不讲经济基础与文学的关系, 不等于社会文化背景与文学毫无关系。就唐文学而言, 文风的变化确实与社会状况的变化有关。比如, 离开安史之乱这样一个大背景, 要将杜甫讲得像杜甫, 我看是很不容易的。高友工先生用语言学批评的方法, 研究杜甫的《秋兴》, 对于《秋兴》的音型、节奏的变化、句法的模拟、语法性歧义、复杂意象以及不和谐的措词, 作了相当精彩的研究。就杜诗的艺术形式而言, 高先生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使人大开眼界。高先生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过去, 他 (指杜甫) 的伟大之处被认为是表现在他的广博的知识, 对于当时事件细致入微的描写和他对皇帝的忠诚不渝以及强烈的爱国精神;在当代, 还有人提到了他对苦难民众的怜悯学者们为维护这些观点花费了惊人的精力, 他们为此而搜集的证据足以使一切反对意见无法成立。我们所要做的唯一证明是, 这些根据论点预设的标准, 无一例外地都不是诗歌自身的内在尺度。”他认为应该从语言上来解释杜甫。他的这些个说法, 我反复思考, 而且尽力地要自己不要陷入偏见之中。我回忆我读杜诗时的感受, 每当时局艰难, 或者我自己经历坎坷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读杜诗, 也特别容易感动, 有时几乎达到了不可自已的状况。那种感情的深沉波动, 是难以形容的。这种时候, 我就想, 只有用“动地歌吟”来形容杜诗, 才是最为恰当的。“请为父老歌, 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 四座泪纵横!”读这样的诗, 感动你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情。不用说, 这诗虽是五古, 不像高先生所分析的七律那样严格地要求技巧, 但它无疑也有高度的技巧。可是如果单是语言的表现技巧问题, 而没有内在的感情力量, 我们也很难想象它能如此地感动我们。我举这个例子, 是要说, 单从语言学批评的角度分析杜诗, 恐怕很难了解杜诗的全貌。技巧是手段, 是用来表现感情的。既讲技巧, 也讲感情, 才全面。讲感情, 势必就要讲到社会状况, 要讲到背景。是什么样的现实, 引起了他的慷慨悲歌?所以我以为, 对于一些文学现象, 对于一些作家, 背景还是非讲不可的。去年, 一位青年学者, 在一个刊物上发表文章, 说从文化背景、从士人心态上来考察文学, 已经是一种落后的文学观念, 是不足取的;应该从文本本身来评论文学, 文本之外, 可以一切不管。我以为, 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用什么方法来研究文学都是可以的, 只要有用就行。文学研究的方法, 只存在用得贴切与否的问题, 无关新旧。其实, 这位青年学者所说的那种先进的文学观念, 在国外已有学者认为, 有许多的缺点, 也已经不是先进的了。对于中国诗歌来说, 法国一位学者认为, 由于它常是作者自己身世遭遇的产物, 用知人论世的方法研究, 还是较为有用的。我的意思是说, 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只要你认为合适就行, 不要去赶时髦, 时髦是永远赶不上的, 赶上又如何?也不要十年二十年讲的都是那一套, 要有所发现, 有点新的心得。我再举一个例子, 讲李白, 如果讲点文化背景, 可能把问题讲得深一些。三年前, 周勋初先生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诗仙李白之谜》一书, 对于李白研究提出了许多的问题, 如:他何以对唐王朝与边疆民族的战争持客观的态度?他剔骨葬友的文化背景是什么?他对待家庭的态度、他给家人起名等等问题的文化背景是什么?周先生认为, 在这些地方, 他与当时的许多汉族诗人都有差别。应该如何来看待这种差别?陈寅恪先生曾在《清华学报》上发表文章《李太白氏族之疑问》, 提出李白是西域胡人。学术界对此多不能认同。周先生也没有表示同意。但是周先生提出来一系列问题, 又不得不回答, 是什么原因?是胡化?还是什么?这些至今都还没有答案, 这就要对当时他所处的文化背景进行研究。如果能把它讲清楚, 那不就深入了吗?这一点我讲了这么多, 是要说, 讲唐文学, 有时文化背景还是要讲的。当然, 讲不讲文化背景, 要视所讲的对象而定, 不能一概而论;而且, 有时也无妨几种方法同时运用。讲内容时用一种方法, 分析表现手法时用另一种方法。讲什么, 如何讲, 我看应该自由一点, 灵活一点, 而且, 最为重要的, 我以为应该有自己的主意, 不必总是跟着别人走。   二、要不要讲点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的问题 我们过去不大注意文体, 因此在教学中对于文体演变没能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可能与我们在教学中分工过细有关。比如说, 诗体的演变, 横跨好几个朝代, 即以律诗来说, 从南朝算起, 到唐代, 多数的学校, 讲魏晋南北朝的是一位教师, 讲唐宋的是一位教师。讲南北朝的讲永明体, 不讲从永明体到唐律的演变;讲唐宋的只讲五律与七律在唐代的成熟过程, 而不讲永明体。如果我们要讲文体的演变, 讲律诗的形成, 就要打破这些分工的界线, 从晋宋时期的开始讲究对偶开始, 讲到四声的发现, 讲到永明体, 讲到四声二元化, 讲律句、律联、律体。其他文体也一样, 每种文体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比如说“碑”体, 刘勰说:“宗庙有碑, 树之两楹, 事止丽牲, 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 故后代用碑, 以石代金, 同乎不朽。自庙徂坟, 犹封墓也。”从写作方法讲, 如何从蔡邕到韩愈。要这样讲, 最好当然是文学史从头到尾由一人或二人讲。做不到, 则应该分好工, 说清楚由谁来讲清哪种文体的演变。每种文体的演变过程都有一些代表性作家在起作用, 也是应该讲的。把这些讲清楚了, 学生就不单有文学发展的横的印象一个时期文学的总的风貌而且会有文体发展的纵的印象。当然, 讲文体的发展不好讲, 有的问题, 面目还不清楚, 如声律问题。四声是怎样发现的, 是古已有之, 还是从印度来的, 学术界还存在争论。不过我想, 这也不要紧, 我们只要如实讲就是, 就说这个问题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材料, 有些什么不同的看法, 就可以了, 留给学生一些可供继续探讨的问题, 这也是文学史教学的一个目的。   三、要不要讲出美的感受的问题 我们以往讲文学史, 更多地注意到作家、作品的思想意义, 而对于艺术上的成就, 则往往讲得较为空泛, 更多的是一种概括性的讲法。例如, 讲到诗, 就说情景交融;讲到小说, 就说塑造了什么什么典型。千篇一律, 让人听了厌烦。有时候, 我们也可能把文学史讲成思想史, 或者把文学史讲成史料学。我想这都是文学史的不幸。文学就是文学, 它既有思想的价值, 也有认识历史的作用。但是它的主要价值是它的美感, 是它带给人们美的感受, 通过美的感受, 得到心灵的净化。诗、词、散文、赋, 都是可以充分地作美的鉴赏的文体。讲文学史的老师, 如果讲到某一位作家, 花费大量的时间讲他的生平史料, 而用很少的时间讲他的作品的艺术上的特点, 对他的作品的美缺乏敏锐的感受力, 讲得干巴巴, 那应该说是不成功的。我不是说不要讲史料, 重要的作家关乎他的作品的解释的史料, 是非讲不可的。而且, 有时通过史料的考辨的讲解, 使学生了解如何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是多数的本科生, 他们毕业之后, 并不从事研究工作, 而对于文学史的感性的体认, 却于他们人格的培养, 情操的陶冶有很大的好处。80年代初, 程千帆先生就说过, 文学教学应该注意审美体验。我们看前辈学者在解释诗词的时候, 他们那种对于作品情思韵味的体验, 真是细腻极了。沈祖芬先生的《唐人七绝浅释》, 叶嘉莹先生对于诗词的讲解, 都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年来, 我们似乎有一种看法, 认为鉴赏的方法, 属于文学研究中的低层次。这是不确的。鉴赏不是文学研究中唯一的方法, 也可以说不是最好的方法, 但我以为却是不可缺少的方法。具备鉴赏的能力, 更是从事文学教学者的必备条件。我以为, 从事文学研究、文学教学的人, 起码应该具备三个条件:较好的国学基础, 一定的理论素养, 较为敏锐的审美能力。缺乏审美能力, 就会把一首好的诗以为是不好的, 而把一首艺术上极平常的诗, 说得好得不得了。把非常优秀的文学遗产给糟蹋了。当然, 讲出作品的美之所在,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可以用传统的那种体味情思韵味讲出作品的感情层次, 讲出作品的境界, 引导学生进入作品的境界之中的那样一种讲法, 如沈祖芬、叶嘉莹先生那种讲法。这种方法重在感知, 而对于讲授者的要求则是丰富的文学、艺术素养。是诉诸情感, 而不是诉诸理性。当然, 这种讲法只是文学史讲授的一部分, 是文学史讲授的基础, 而不是文学史讲授的全部。它代替不了文学史。如果把文学史讲成了作品鉴赏, 那也是文学史的失败。而且, 对于作品的美的感受, 对作品作艺术的分析, 也还有其他的方法, 如原型的追索、结构的解读、语言的批评等等。   四、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讲文学史的问题 文学史是一门基础课, 传授基础知识。过去有一种说法, 有把握的、正确的可以讲;无把握的、不正确的不要在课堂上讲。这样一种说法, 我看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适用, 就是对于一些已有定论的史料, 可以这样讲。比如说, 安史之乱是在天宝十四载爆发的, 已有定论, 你不能说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 可以讨论。又如杜甫的《北征》, 作于公元757年, 也已有定论, 你不能说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因为杜甫这诗的一开头, 就说:“皇帝二载秋, 润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 苍茫问家室。”我们知道, 肃宗即位灵武, 杜甫奔赴凤翔行在, 之后赴州省家时写了这首诗。皇帝指肃宗, 二载是指至德二载, 就是757年。这是不能讨论的。有些史料就不能这么说, 例如, 李白到底去过几次长安?有一入说、二入说、三入说。不同的说法, 各有他们的论据, 可能有的论据更充分一些, 但你只能这样说:可能二入说较可信, 而不能说二入说绝对正确。事实上这个问题至今仍存在不同意见。詹先生在最近出版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中, 就仍坚持他40年代所主张的一入说。我主张二入说, 但我不能说二入说是正确的, 是有把握的, 只是我觉得二入说证据比较充分而已。即使持二入说, 第一次入长安, 是在什么时候, 也存在不同意见, 郭沫若提出在开元十八年, 郁贤皓更证其成说。但是开元十八年事实上说不通, 因为与李白在《忆旧游赠谯郡元参军》所叙述的他的行踪不合。他自己说是在去太原之后到随州, 离开随州才到长安去的。而到太原在开元二十三年, 稗山提出在开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之间。乔象钟先生取此说, 而定于开元二十四五年间。最近傅先生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定在开元十八年, 根据是白有《与韩荆州书》, 文中有:“三十成文章, 历抵卿相”之语, 三十, 正是开元十八年。但是这有另外的可能, 三十是概说, 也可能是三十几岁;而且历抵卿相, 也不一定非到长安。且李白是一位好大言的人, 他是否真的历抵卿相, 也不一定的。我的意思是说, 像这一类问题, 我们在教学中当然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 但我们最好还是告诉学生, 这问题有争论, 尚无定论。因为事情本来如此, 不是我要它如何它就如何的。去年我看到一则报导, 说是李白出生地是四川的江油, 并且说这就是定论。我打电话去问报社, 怎么能这样报导?这个问题并无定论。报社说, 我们是转载××的复印资料。我就打电话给郁贤皓先生, 他是这方面的权威, 希望他写文章谈这个问题。郁先生回答说, 现在胡说八道的这类问题太多, 只好闭眼睛装不知道。李白的出生地有碎叶说、条支说、蜀中说、长安说, 古代还有山东说。碎叶说又分为中亚碎叶与焉耆碎叶。在这些说法中, 以中亚碎叶可信度大。其实, 这类问题, 还是实事求是地说明为好, 有不同说法, 而又一时难以论定的问题, 就说此问题有不同看法。当然, 也不能因为有分歧、无把握就不说。这就是科学的态度。史料的问题比较好办, 文学现象的描述、作家作品思想艺术上的评价就麻烦多了。以往我们讲文学史, 总是说, 李白是这样的, 杜甫是这样的, 白居易的新乐府如何如何, 等等。我们是在传授知识, 学生在接受知识, 我们教给他, 告诉他事情如此, 他便认为事情如此。多数的学生, 不会去自己研究, 发现事情可能并非如此。根据同一本文学史教出来的学生, 掌握的文学史知识都一个样, 招研究生, 不论硕士博士, 只要把几本文学史背熟, 文学史的考试大多不会有问题。自1918年以来, 中国古代文学史有上千种, 而基本模式、大的框架是一样的, 以朝代为段, 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往下讲;所选择作家也大体相同, 所轻与所重, 也基本一样。事实上, 这样的文学史知识可靠吗?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文学史问题的文章, 谈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一些疑问, 来与大家讨论。我的意思是, 要绝对真实地反映文学史的真实面貌, 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文学史, 只具有相对的真实性。我在那篇文章里举了一些例子, 唐人说初唐的吴少微和富嘉谟, 在提倡古文中有大的功劳, 《新唐书·艺文志》说他们各有集十卷, 现在留下来的, 富只有文四篇, 吴只有文六篇。从留下来的这些文章看, 无论如何看不出他们有写古文的能力。这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描述初唐古文的发展的情形, 我们就无从着手了。李白死的第二年, 李阳冰为他的文集作序, 已说:“当时著述, 十丧其九”我们今天所见的李白的作品, 当然就远非全貌。我们要还李白以原来的面貌, 也是不可能的了。清人文集, 大约在三万家左右, 我们今天编文学史, 有谁把这三万家都读了呢?我们在文学史中描述的清代文学发展面貌, 当然也就只具有相对的真实性。宋人洪迈说:“韩文公《送李础序》云:`李生温然为君子, 有诗八百篇, 传咏于时。'又《卢尉墓志》云:`君能为诗, 自少至老, 诗可录传者, 在纸凡千馀篇。……'观此, 则李、卢二子之诗多而可传。又裴迪与王维同赋辋川诸绝, 载于维集, 此外更无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诗云:`知君苦思缘诗瘦。'乃迪也, 其能诗可知。今考之唐史《艺文志》, 凡别集数百家, 无其书, 其姓名亦不见于他人文集, 诸类诗文中亦无一篇。白乐天作《元宗简集序》云:`著格诗一百八十五, 律诗五百九。'至悼其死, 曰:`遗文三十轴, 轴轴金玉声。'谓其古常而不鄙, 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寡矣而况于诗乎乃知前贤遗稿湮没非一真可惜也这些都说明, 我们今天所见的文学遗产, 只是文学史上很少的一部分, 即使根据现有文献, 要完全真实地描述现存文献所反映的文学史, 那也是非常困难的, 至多只能做到相对的真实。这里存在着文学史编写者对于材料的选择、观察的角度、感情的爱憎、研究的方法等等问题的影响。同一种文学现象, 也就存在着不同的判断, 不同的取舍。事实上, 在许多文学专题研究中,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以上说了这么多, 我是想说明, 我们文学史上所写的, 只是对于文学现象的一种理解, 还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我们讲文学史的时候, 不要对学生说, 李白是这样、杜甫是这样, 这就是真理!最好是说, 李白可能是这样, 杜甫可能是这样, 但还有不同的看法, 尽量要言不繁地介绍一些不同看法。至于怎样看更为正确, 由你们自己去思考。如果有可能就让学生自己去查材料, 去研究。为什么要这样来讲, 我以为, 最重要的目的, 是我们应该把学生培养成一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而不应该把学生培养成一些背书本的书虫, 不应把学生培养成一些学舌的鹦鹉。我们的大学课堂, 只是教师讲, 学生听, 我以为这是很不正常的。应该有学生提问, 教师与学生, 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有讨论。考试应该容许学生有不同看法, 只要他在基本史料上有根据, 他有不同的视角, 不同的判断, 就应该嘉许;如果他在论证他的论点时, 还有新的史料的发现, 那就应该给高分。文学史教学如果能做到这一步, 那就会有大的进步。至少, 研究生的生源的素质, 就会有大的提高;毕业生出去之后, 就会有更高的工作能力。我的意思是说, 文学史教学中, 不应把文学的史的知识、对它的评价、对它的研究方法绝对化, 应该讲得更为科学一些。所谓科学, 就是讲出不同的见解, 留下思考的馀地。目的则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