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世俗化”倾向

试述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世俗化”倾向 徐张杰   一   就像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它的起因一样, 小说家的价值取向是建立在作者对所处的时代深刻理解以及对当下社会生活的丰富感受上。因而, 新时期小说的审美观照在90年代初向着世俗化倾斜, 它体现了适时的当代气息与社会生活中人的意念, 尽管它所反映的社会理念并非是社会大多数人的精神企求, 但部分作者的理性思考先于时事或者与时代合拍不能说这是一种捕风捉影   其实, 相对于“世俗化”意味的理念是被社会认同的“神圣化、经典化”。它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以权力为中心而使人的信息同化或认可。而世俗化若想获得社会的认可, 就只有以思想解放为先导, 不断地在社会实践中“消解神圣、悬置经典、以大众欲求濡化精英意识、以物质功利取代禁欲主义”。 (1) 由此, 台湾学者殷海光先生把世俗化视为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程序”之一。 (2)   中国当代的世俗化激情产生于经济改革的社会转型期。当势不可挡的时代发展又一次呼唤着民族觉醒的时刻, 思想前卫的小说家们怎能不感受到时代变革的气息?而商品大潮的冲击, 又使一向自负于时代的丹青能手面临着新的现实挑战, 摆在面前的突出问题是如何适应经济转轨的社会形势。也就是说, 市场经济的发展, 极大地激活与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效率, 同时也把适者生存的原则带进了社会生活, 这无疑会必然地引发文学的生存与竞争。因此, 新的形势下写什么、怎样写, 成了作家思考的新起点。而随之发表的涉及世俗生活的小说对展示的生活领域再次拓宽, 正是在求生存、求发展的感召下磨砺的艺术产物。至于作品中所显示的世俗化意味, 这种重在渲染凡人俗事的甜酸苦辣的艺术尝试怎么说都是有意义的, 并且颇具创意   追溯新时期从事的小说创作, 对人的灵魂的透视一直是从对伤痕的抚摸, 对历史的反思, 对改革的期盼, 对文化的寻根等力透纸背中展示的, 无论作品中主人公们遭受怎样地劣运与不幸, 但穿越苦难的毅力始终充实着作品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节。不过阳刚之气的故事说多了反而成了司空见惯, 它使人们在见惯不惊中总想再涉猎些新奇的刺激感受一番。可见, 世俗化意味在小说中出现, 却顺应了社会思潮的心理平衡。   同时, 世俗化的亮相, 打破了文坛向来已久的纯文学至上的“一帘幽梦”。它以平常人与平常心演绎的通俗故事消解神圣的“王者”视野下的理性思维, 而代之以调侃的生活蕴味叙说的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与“庸辈”们在世事多艰中“混呗”的日常琐事。当然, 更多的触及读者心灵的还是作品中渗透的小人物们那刻骨铭心的生之艰难以及无可奈何的“玩世”心态。它是那么实实在在地被读者所感应, 仿佛那“无奈”的艰辛就是自己生活的体验, 就连有些生活得很像样的快活人也对世俗化的人生产生感叹。虽说作品中那些“背时的人”所掺和的世间事被他们平时看够了、听腻了, 但经过小说上那么一写, 还真有点挣不脱干系似的令人思前想后, 鸣报不平!只是这鸣不平的心态摄入, 是人性纯朴的本意回到日常生活中世俗人生的一边, 它使人在那一刻淡出了后天习得的理念教化, 似乎受到一次新的意念的启蒙, 或者说感受人生别样的活法。   早在80年代初王蒙曾说:“文学追求光明, 向往真理, 渴望发展和进步, 因为文学是人学, 它以人为中心, 它追求人成为真正的人。” (3) 对于这经典化的“人文”意义的终极追求及价值取向, 在十年后的90年代表现世俗化人生的小说中又被追求新的诠释。因为,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人的欲望在日趋竞争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地拉开距离。而昔日神圣光环下社会的人所追求的终极理想, 正同当今物质日益繁荣的诱惑发生着矛盾。就在这种矛盾的磨合中, 社会的人与个体的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正在发生着分化与重组。尤其是经济杠杆的拨动, 把人的生活意义重新搅拌, 也使人们对怎样活着更有意义的问题再作评估。只是这一回, 社会思潮的人心思变是人发自内心的冲动, 也是一次由自发到自觉的社会心理活动, 人们逐渐地从昔日蒙昧又无所适从的“集体无意识”中苏醒过来, 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或者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来说谋求适合自己的生活位置。从此, 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又被充实着新的时代内容。而被激活的人文动力, 正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位置发挥着应有的能量, 尽管有些很不起眼, 并且是小人物或“庸辈”们所为, 可对社会而言, 这也是一份贡献。虽然它在某些方面仍被权威意识所不容地视为很“世俗”。但在欣欣向荣的社会转型的年代被激活的人们对世俗人生的欲望, 再也不可能被某种强加的力量所抑制。相反, 它正被改革的盛世逐渐地认同。只是, 最先对“世俗化”意义感兴趣的还是小说家。   二   然而, 思想敏锐的小说家又是怎样潜心地开掘世俗人生的生活领地让读者观照呢?   第一, 从“审视”中辨析:在谈到描写世俗人生的兴趣中, 方方认为:“作家的角色似乎已不存在, 他们已还原成普通人, 谈不上崇高, 说不上深刻, 整个的一群庸常之辈。与先锋文学高举贵族旗帜, 倡导精英意识相反, 新写实作家平静随和地亮出了自己的平民身份, 毫不羞赧地敞开了自己的市民意识。我们在`文学缺乏崇高'的遗憾中是不是应该坦率地承认这确实是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写作方式呢这段表述阐释了几层意思:一是自嘲自讽的兴叹、二是有感而发的激情、三是建构文本的自负。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 方方的小说叙述的主体多数都是揭示人的生存问题, 形式上注重对故事的叙说。而故事通常取材于当下的世俗生活, 主人公多为生活中不如意的世俗众生相。而这些人大致以三种类型的心态世相疲于奔命在平凡世俗的人生道上:其一是反复折腾在世俗道上的七哥 (《风景》) 类向上爬的变态市民, 其二是庸庸碌碌于世俗道上的严航 (《无处遁逃》) 类情怀苦闷的知识平民, 其三是犹疑情恋于世俗道上的陆粞与星子 (《桃花灿烂》) 类怯懦失意的小辈男女。这三类人中, 七哥是个为求私欲而不择手段并施疯狂的强硬之人, 严航是个有点出息但又因生活上负担所拖累而最终只能在无所作为中耗成庸常辈、陆粞与星子虽被心中的无限思恋所困惑, 但又不敢跨越情感的“天河”去力争属于自己的幸福。   然而, 读者从这三类人的生态世相中, 显然能看出作者意在责难她所描写的人物, 并持批判的态度审视各类人物生活的“无奈”。而且对造成人物命运泛悲剧的社会根源以及各类人物自身存在的弱点深入挖掘, 剖析人物性格的潜在劣质, 揭示人物内心蠢蠢欲动但又无力对抗生命之旅中无形的障碍。而在文本的叙述中, 作者试图让七哥在世俗人生的大道上狂奔, 岂知这个狂人却不知天高地厚的为所欲为, 以至最终不得不从神往无比的精神云端跌落到世俗大道上摔得沉重。而严航呢?他是现实生活中典型的迂儒, 他曾在书香扑鼻的悠然中游弋, 也在清高自许中恃才傲物, 可是在生活的窘迫下却无可奈何地屈服于现实。而事业上的无所成就, 又迫使他于精疲力竭中栽倒在世俗人生的道上虚度余生。至于陆粞与星子, 他们的情感缠绵在“此地无银三百两”中相互捉弄又在陆粞矛盾的性格和心理的弱点促使下导致了爱情的悲剧。由此可见, 三类人物生活之路虽不相同, 可人生路上的悲剧定局却大体相近。不过, 他们的悲剧又算不上那种惨烈的悲剧, 只能说是人生失意的“泛悲剧”, 这样的泛悲剧能够将人生击倒在痛不欲生之地, 但也可能使人在重创之后重新站起!因此, 作者怀着同情与期盼同在的心情立意刻画世俗人生道上的不幸者。通过对他们生活事件的描写, 理性地辨析人物在非正常的心态促使下导致的人生失意。从而引发人们给予理解和同情, 因为这些人本是生活中的世俗凡人, 他们的狂为、苦闷、失意, 最终只能在无可奈何中消磨。作者之所以选择他们为小说的主人公, 实际上意在折射生活中千万个同类人, 那人生道上五花八门, 有多少人不是仍然在跻身入内中耗尽精血?而世俗大道的敞开, 人们不妨诚意地跨越生命之旅的“楚河汉界”去拥抱属于自己的明天!   第二, 从“实在”中观照:实在, 这是世俗人生最易接受的话题, 也是世俗人生被视为做人应有的品范。当然, 实在应不至于愚钝, 否则, 生活的基调将会变样。   作者池莉涉足世俗人生的描写就是以实在的心境观照《烦恼人生》的。她说作品中的“细节是非常真实的, 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 我不篡改客观现实……不剪辑、不添油加醋”, 她以阅读反馈过来的信息称作品的“事都是真的, 所以武钢工人读后都说自己就是印家厚”。 (4) 那么, 这个印家厚何以如此受到工人们青睐, 又何以令他们乐当归类?可见此人也只是一个既非倾权司职之人, 又非腰缠银钱之辈, 同众人一样, 有的也只是世俗人生的不尽烦恼!   尽管作品只以一天的时间为限, 叙说他那从早到晚颠簸忙碌的过程, 这似乎与《烦恼人生》的题意有些夸张, 显现着人生与烦恼之间的泛冲突但是题意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充实的。虽然一天时间弱化了人生烦恼的情节动因, 而有限的时间感诉说着人生的烦恼, 其艺术摄入的效果却是强烈的。在这里, 一维的时间框架在线性的意念中升缩, 它演说着时间带来的一切又预示着时间将送走一切。只有在生活的张力中积淀下来的难以忘怀的东西, 才呈现出生活内涵中本质的无可质疑的价值。而对印家厚来说, 时间的线性升缩只是点拨他挥去的烦恼或生活艰辛的无奈。这种无奈准确地说又是在一种“泛冲突”的迫力下屈就的, 而这种泛冲突并非完全来自于单位的头头们对他的摆弄以及家中的妻子与他的怄气, 事实上与他印家厚为难的泛冲突对象却是他的烦恼人生。因为, 生活所负于他的是处处都令他烦恼, 其原因就在于他是个无钱又无势的小人物, 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不起眼的老百姓, 所以出门“时时难”就是他理所当然的专利。   不过, 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活法!虽然生活中被烦恼缠身, 但忍让着过日子的信念必须恪守!为了使日子过得尽量好一点, 只有少骂娘多做事才最为可靠。至于家中的不悦, 外面的烦恼, 就让它在身体力行的劳作中淡忘!这种实在的人生态度, 体现着寻常百姓的安分人格, 当然也包括世俗人生的深切无奈。作者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 实在而不夸张地描写着印家厚烦恼人生的真切感受。同时, 作者对生活的审美观照又将印家厚的烦恼人生艺术地投射到时代发展的世俗大道, 让人们从烦恼中解脱或醒悟:除掉苟活的意念, 抖落身上的尘埃, 去寻求自我的世俗新生!作者如此饱含深情的期盼“好好过日子”的世俗性呼唤, 确实体现出理解大众的世俗需求以及抚慰人生烦恼的心愿。而且, 这样的心情直接影响到后来创作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它使人们从“猫子”与“四”两人关于对“人”的意义究竟如何定位的讥笑言说中更为实在的感受到属于老百姓自己的人生意味!   第三, 从“彻悟”中消解:消解什么?   当然是消解昔日的权威观念!消解被濡化的精英意识, 还世俗人生的本来面目, 让老百姓以独立地生存方式活出人味!   可以说, 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写的就是这事。   顾名思义, 一地鸡毛, 准是这世上大不了的事, 此事也不过老百姓所为。   然而, 这一位弄得一地鸡毛的决非寻常的平民百姓, 他是一位多年前就大学毕业, 被人以外号称为“小李白”的诗人。   不过, 他如今操作的营生是夫妇俩齐上阵, 杀些鸡鸭做买卖, 也就不在乎那一地鸡毛了。当他的大学同学小林买鸭杂与他邂逅相遇, 见他沦落这般而不解地问他:“你还写诗吗?”   谁知“小李白”如此反讥地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 诗是搔首弄姿混扯蛋!如果现在还写诗, 不得饿死!”   这句掷地有声的俗语, 着实让小林顿生疑惑:诗人成了商贩, 这“面子”往哪放?   的确, “面子”问题非同小可。这世上有多少人不就是为了面子活受罪?诚然, 平民百姓也爱面子。然而, 人要生活!哪怕是最底层的生活也得有个活法。为了这个活法, 那世上什么事不都被人干过?体面的也好, 下贱的也罢, 说到底都是在“面子”的天平上下滚动。而在面子滚动的过程中, 却常常发生着令世人皆惊的稀奇:某人为了面子真谓机关算尽结果是自不待言, 有人不顾面子舍弃身家性命反而却绝地逢生!而这其中的奥妙说似玄忽, 实则易解, 它需要人们在“彻悟”的过程中理解“面子”的真理何在?   因此, 小说《一地鸡毛》就是从世俗人生的现状中将自古有道的面子问题消解得令人信服, 小林大学毕业后有单位有工作拿稳工资, “小李白”大学毕业后弃单位干个体“混呗”过日子, 社会地位两人不言而喻。然而, 风光的小林是端人家碗受人家管身不由己, 上班到单位讲究循规蹈矩, 说圆勿方、上观神色下看颜色、处处提心、怕误前程。下班回到家也非安闲自在, 买这样、做那样、为老婆、顾孩子, 那有限的月收入在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应酬中哪够张罗?而“小李白”呢, 地位确实免谈, 要钱倒是有点, 他认为就在人堆里混, 什么都不想, 最舒服。至于老同学之间谁关心谁, 谁照顾谁?还是把“面子”当回事的小林在老同学几天卖板鸭收入的那一二百块钱的事实中受到启发, 觉得面子实在算不了什么。而遗憾的是:“如果自己早一点见到`小李白'就好了。”   好什么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两个同学的生活选择在人各有志中自行其是, 又在免受教化中殊途同归。虽然“卖烤鸭”的比“公家人”位低, 但他手头上“捏的”却又令公家人感慨兴叹!无疑这种兴叹来自于一种勾魂的力量, 它不动声色地就颠覆了那苦心修行多年的神话, 使人的信心急切地回到无拘无束的俗人一边。针对这种现象难怪也激起了学者们惊叹:“`卖烤鸭'的胜利是俗人对诗人的胜利, 是物质生存方式对精神生存方式的胜利, 是现实对理想的胜利, 一句话是世俗化的胜利。” (5)   第四, 从“讽喻”中调侃:在90年代, “讽喻”已成为小说创作的一种时尚, 王朔是这种时尚的推波助澜者。他对文学视点的世俗化倾斜, 是把“世俗”这一生存空间纳入小说的叙述视野, 并用“生活无罪”作理由, 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现实社会中偏激的讲究人活着就得“玩”味的生存状态调侃得妙趣横生。而这一个“玩”字, 它不仅玩出了世俗人生中啼笑皆非它也玩出了作者乐于世俗的情绪况味。   从小说《顽主》开始, 王朔就玩出了乐趣、玩上了火候, 接着写的《一点正经都没有》、《你不是一个俗人》、《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瘾就死》等等包含了对世俗人生极尽调侃之能事。这些讽喻小说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嘲讽与奚落, 它使人从变形与夸张的生活现状中重温那世俗人生的艰苦艰难。不过, 王朔的激情更多的还是亵渎人生、慨叹人生的无奈, 使庸辈们在悲凉的人生意象中活得很烦地呻吟:“千万别把我当人!”   确实, 在王朔的小说中, 活动着一些在现实生活的沉重挤压下而寻求解脱、在灯红酒绿中玩得潇洒而渴望理解、在世俗道上玩世不恭却又满怀忧患的各色人等。他们有的在亵渎人生中寻求快乐, 有的在张扬文化中不懂文化, 也有一些聪慧善良、为人正直、蔑视嘲讽社会规范的青年男女。可是, 所有这些人大体上都有一个相同之处, 那就是没什么文化。他们生于五六十年代, 长于文革, 在成长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在混日子中度过。因此, 当80年代步入社会时, 由于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又没掌握适应改革时代需要的科学知识, 结果是大事做不来, 小事不愿做, 只能在“玩中”得过且过, 有时表面上玩得潇洒, 混得不错, 但内心深处还是有些隐约自卑。为了掩饰心烦的自卑, 他们苦于心计地以“玩世”心态嘲讽或蔑视别人拥有而自己缺少的东西。至于他们的行为被别人看不惯, 他们也同样地反感着他们所愤世嫉俗的。只是日子长了, 心中无奈的忧叹又被经济改革的潮流冲撞时, 他们中的聪慧人这才从东方不亮西方亮的世俗调侃中突发奇想, 从而图谋以半调子文化求发展的生存之道。于是, “海马写作中心”、“全国总动员委员会”、“三好协会”等非真实存在的皮包公司应运而生它使世俗众生的创业艰辛在你方开锣我登场、苦了乐着为“银”增的苦熬苦撑中积攒了说不完的洋相百出, 道不尽的生存竞争!然而, 这类人之外, 还有另一类文不成、武不就, 从小混到大的一事无成的都市浪子, 作者极尽讽喻的言说剥离着他们庸俗不堪的灵魂, 并意欲驱赶他们穷极无聊的精神困惑。   以上各色人等在世俗生活中的丑态百出, 不仅表现了作者对曾经丢魂落魄并被耽误的一代人表现了深切的同情, 而且也反映了作者意在通过对此类现象的讽喻, 并调侃庸碌众生的玩世劣态, 使世人从中有所醒悟!因此, 有评论者认为王朔作品中调侃的方式是“在轻松、逍遥的情调背后蕴藏了浓厚的思辨色彩, 表达了作者对生活充满哲理的沉思。” (6)   综观上述四位作家关于世俗化小说的部分作品, 人们从这抛砖引玉的启发中, 能够清楚地发现这类小说是以“还原” (7) 生活的形式建构着作品。也就是说, 在世俗化小说的描写中, 文学视点的倾斜直接指向了日常生活或世俗生活, 作者有意引领世俗人生的出场, 使他们以平民化的姿态出现, 亮相着小市民、庸常辈、玩世者、混混们在日常生活的人生舞台上无可奈何却又向往新生地接受着凡人自己的喜怒哀乐。   让世俗生活中平凡俗人成为小说的主人公, 这不仅是小说中人物脸谱化对以往小说的再次突破, 也是当代小说的艺术精神张扬“人的文学”的实践表现。它标志着一个开放的改革盛世在“有容乃大”的精神气度中接纳着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也说明着只有让人性获得解放的时代, 作家才能在创作自由的艺术空间中“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以及世俗人生的生活自由。而这一切的实现正幸运地赶上了中国迈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①王又平著《世纪性的跨越》第 95页 ,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 , 1998年 10月编。   []②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第 4 95页 ,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年版。   []③王蒙著《漫话小说创作》第 2 1页 ,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年版。   ④池莉作《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 (《小说评论》) 1991、 2期。   ⑤王又平著《近二十年小说创作潮流研究》第 10 1页 ,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1998年 10月编。   ⑥喜勇著《文学的窘境》 (《上海文论》) 1992、 4期。   []⑦於可训著《论作为实践形态的新写实主义———写在“新写实主义”倡导周年》 , 《当代作家评论》 1995年第 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