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让国》

经

吴子使札来聘。

传

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其让国奈何？谒也、余祭也、夷昧也与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立之以为君。谒曰：“今若是迮而与季子国，季子犹不受也。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而致国乎季子。”皆曰：“诺。”故诸为君者，皆轻死为勇，饮食必祝，曰：“天苟有吴国，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谒也死，余祭也立。余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长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尔。阖庐曰：“先君之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故也。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如不从先君之命与，则我宜立者也，僚恶得为君乎？”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乎季子。季子不受曰：“尔弒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以其不杀为仁。贤季子则吴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为臣，则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吴季子之名也。《春秋》贤者不名，此何以名？许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贤也，曷为不足乎季子？许人臣者必使臣，许人子者必使子也。

〔注释〕　 吴子：吴王。吴国于周简王元年(前585年)始称王，但中原各国以周王室为正统，因此不承认吴国君主为王，所以《春秋》写为“吴子”。　 无君无大夫：在此之前《春秋》已提到吴国的君臣，因此这里“无君无大夫”之说是指吴国君臣言行举止不合周礼。　 弱：年幼。季札为吴王第四子。　 迮(zé)：仓促。　 祝：以言告神，表达愿望。　 悔：灾祸。　 僚：又名州于，夷昧子。　 长庶：庶子中的年长者。　 阖(hé)庐：名光，谒之子，一说为夷昧之子，公元前514—前496年在位。用楚亡臣伍子胥，屡败楚兵，后在与越王勾践作战中伤指而死。　 延陵：季札封地，在今江苏省常州市。　 吴国：吴国首都，在今江苏省苏州市。　 许：赞许。　 不足：不完全按照体例。

〔鉴赏〕　《春秋》的“吴子使札来聘”六字是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来鲁国访问的事。关于这次访问，《左传》记下了一篇不朽的文字，讲述季札在鲁国宫廷中观看周乐所发表的精彩的评论，表现了他对中原华夏文化的精通和美学见解的卓越。《公羊传》以另一种眼光来读这六个字，认为它们表明孔子赞成季札让国之举，用这样的写法褒扬他这一高尚的行为。《公羊传》如此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显然是牵强附会，因为《春秋》中这六个字完全是就事论事，客观记载历史事件，况且季札访鲁在前，让国在后，这六个字与让国一事毫不相干。尽管如此，《公羊传》倒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描绘了吴国和吴文化历史上第二个杰出人物(第一个当为吴国始祖、让国楷模泰伯，周太王长子，为让位于弟，来到江南，其后人创建了吴国)。《公羊传》的说明使季札的形象更加丰满，更有光彩。如果我们把《左传》和《公羊传》关于季札访问的记述联系起来分析，我们对季札这一特别值得注意的人物形象的意义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从《左传》“季札观周乐”的记载，我们清楚地看到季札虽是被中原视为夷狄之邦吴国的公子，却非常熟知中原各国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和艺术，他对于周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的评论，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水平之高，即使在北方，也罕见其匹。因此，可以说季札是吴国人中精通和崇尚中原华夏文化的最杰出的代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部分记述了季札观周礼以后还相继访问了齐、郑、卫、晋等国，与晏子、子产、赵文子等著名的政治家讨论所在国政事，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这些建议受到重视，并被采纳，后来证明为极有远见。由此可见季札不仅不是对政治不感兴趣之人，而且在安邦治国方面富有睿智。然而，他为何如《公羊传》所说，要让国，不愿接受君位？

按照季札自己的说法，他让国是因为不愿与弑君者为伍，为了避免陷于不仁不义的境地。根据吴国君位继承兄终弟及的制度，季札三个哥哥谒(又名诸樊)、余祭、夷昧相继为君、相继死去后当季札为君。但是夷昧死后其子僚继位，破坏了原来的约定，谒之子阖庐以此为由派刺客杀死僚，造成宫廷内部相互残杀的悲剧。阖庐要把君位交给季札显然是故作姿态，他是个很有政治抱负、想有大作为的人，岂能把到手的政权拱手让给他人。季札洞悉宫廷政治阴谋，深知权力斗争的险恶，富有政治智慧，不会看不出他侄子的图谋和用心，不会让自己被拖入宫廷内争的污泥浊水之中。所以他说他要避免“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的局面。

从季札对阖庐的回答可以看到，他是按照一定的政治原则和道德观念来对待国家大事和个人进退的问题。在他看来，臣弑君大逆不道、兄弟相杀是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罪大恶极的事情，都应当受到严惩。如果自己接受君位，就等于赞同、支持了阖庐的罪恶行为。所以他对阖庐说：“尔弑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阖庐罪恶当诛，但是季札又不忍心杀死他，这样他只有一个选择，放弃君位，回到封地，终身不入吴国首都。季札这样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表明他已完全接受了中原华夏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所以《公羊传》称赞季札说：“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以其不杀为仁。”就是说，按照儒家标准，季札堪称行仁义之楷模。

季札的选择是对吴国现实政治和社会风气的一种批判。长江流域的先民虽然在物质文化上早已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是在春秋时期，这个地区在知识文化，或曰精神文明方面仍然落后于中原地区。正如《公羊传》的文字所透露的，吴国早期政治风气是“轻死为勇”，热衷于杀戮，因此统治集团内相互残杀之事层出不穷。如余祭也是被刺而死。古谚“吴王好剑客”就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出现的。季札的行为就是否定吴国所崇尚的“轻死为勇”的风气，提倡仁义、礼让的道德法则。《左传》和《公羊传》相关记载表明，季札是一个标志，说明中原华夏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已在吴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原华夏文化与吴文化进入全面融合的新阶段，从此长江下游地区人民积极介入中原地区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活动，与中原地区人民联手缔造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