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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言语第二十二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赐彩百段。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凡在众庶,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况是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亏损至大,岂同匹夫?我常以此为戒。隋炀帝初幸甘泉宫,泉石称意,而怪无萤火,敕云:‘捉取多少于宫中照夜。’所司遽遣数千人采拾,送五百舆于宫侧。小事尚尔,况其大乎?”魏徵对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亏失,古人以为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实如陛下所戒慎。”

贞观十六年,太宗每与公卿言及古道,必诘难往复。散骑常侍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臣闻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老子称‘大辩若讷’,庄生称‘至道无文’,此皆不欲烦也。是以齐侯读书,轮扁窃议,汉皇慕古,长孺陈讥,此亦不欲劳也。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性好自伤乎?窃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长久,匪由辩博,但当忘彼爱憎,慎兹取舍,每事敦朴,无非至公,若贞观之初则可矣。至如秦政强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材,亏众望于虚说。此才辩之累,皎然可知。伏愿略兹雄辩,浩然养气,简彼缃图,澹焉怡悦,固万寿于南岳,齐百姓于东户,则天下幸甚,皇恩斯毕。”太宗手诏答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至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注释〕 ① 给事中: 门下省的官员,诏敕有不当处,给事中可以驳正。兼知起居: 唐初设起居郎,逐日记录皇帝的言行,并依据这些记录撰写皇帝的《起居注》。 ② 君举必书: 此为曹刿对鲁庄公说的话,见《国语·鲁语上》。又周代史官有左史和右史之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③ 万乘之主: 指天子。周天子有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 ④ 甘泉宫: 在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山上。本为秦离宫,唐朝又增加了一些建筑。 ⑤ 古道: 古代治国的学说。 ⑥ 散骑常侍: 职掌谏劝的官员。 ⑦ 拟伦斯绝: 拟伦,伦比,比似。意为无法相比。 ⑧ 凝旒: 古代冕冠前后悬垂的玉串称旒。此指端正冠冕,整肃威仪。 ⑨ 虚襟: 虚心。 ⑩ 天辩: 天赐的辩才。 ⑪ 老子称“大辩若讷”,庄生称“至道无文”,此皆不欲烦也: 最好的口才好似不善辩说,叫“大辩若讷”。最高的道理不须文采修饰,为“至道无文”。刘洎以老庄思想为由,讽谏唐太宗言语过于繁多。 ⑫ 齐侯读书,轮扁窃议: 出自《庄子·天道》。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制作车轮。他讽刺齐桓公在读死了的圣人的书,只是古人留下的糟粕而已。 ⑬ 汉皇慕古,长孺陈讥: 汉武帝好古尊儒,想招纳文学儒士。大臣汲黯劝阻之,当面指责汉武帝“内多欲而外示仁义”。长孺,汲黯的字。 ⑭ 秦政: 秦始皇。 ⑮ 魏文: 指魏文帝曹丕。 ⑯ 皎然: 清楚明白。 ⑰ 浩然养气: 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说自己有两个特长,一是“我知言”,即善于对他人的错误言论进行批驳,一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里的“气”是指一种精神状态,指表现于身体活动与实际行动中的精神力量,“至大至刚”。后世多指崇高的节操和大义凛然的正气。 ⑱ 缃图: 缃,浅黄色。缃图,因年久而纸色发黄的古书。 ⑲ 澹焉: 使之淡漠。 ⑳ 南岳: 南山。《诗经·小雅·天保》:“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祝人长寿的习用语。 ㉑ 东户: 传说中的仁君。在其治下,道不拾遗。 ㉒ 斯毕: 遍及。

【鉴赏】 本篇记载了贞观君臣对于“王言”得失的探讨,意在点明君主“出言(说话)”要特别慎重。

古代帝王,一言九鼎,言出法随而必行。孙伏伽对唐高祖就明言“王无戏言”。这一主张在平定王世充、窦建德两大军事集团后提出。两人是唐一统天下的最后障碍。李世民率军大战王世充,生擒窦建德。凯旋而归的李世民,因平定天下功劳最高,被加封为秦王。唐高祖在武德二年(619年),大赦天下,但又对王、窦二人的党羽作出“并令配迁”的处罚。孙伏伽上表,认为这种做法是自相矛盾的。“渠魁尚免,胁从何辜?”孙伏伽的理由有两条: 一是“臣闻王无戏言,自古格言,去食存信,闻自旧典”,二是“法者,陛下自作之,还须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旧唐书·孙伏伽传》)。孙伏伽讲得很有道理,先以孔子“去食存信”的主张来说明,再以“法”由皇帝制作,自当遵守让百姓信服。唐高祖采纳了孙伏伽的建议,不再惩罚王世充、窦建德的党羽。唐太宗即位后,孙伏伽任大理寺少卿,在唐初他是以进谏显名的。据《汉书·杜周传》记载,杜周先在张汤手下任职,为廷尉吏。他善于观察皇帝的意向,“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有人批评他断案,“专以人主意指为狱”,还有什么法律的客观标准?杜周的回答很干脆,哪里有法律,“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皇帝的话就是法律,是相袭已久的传统。

唐太宗是很清晰了解这一传统的。他对身边的大臣们讲了隋炀帝随意出言之事。隋炀帝刚到甘泉宫时,对那里的泉水与石头感到很满意,但责怪没有萤火虫。于是下令,马上捉些萤火虫,用于甘泉宫照明。“所司遽遣数千人采拾,送五百舆于宫侧”。唐太宗说,小事如此,更何况国家大事呢!“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出于对民众利益的考虑,做皇帝的他必须“慎言语”。大臣们每每利用各种时机,来谏劝李世民慎开“金口”。杜正伦进言曰:“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魏徵认为:“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亏失,古人以为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

贞观十六年(642年),刘洎对唐太宗喜欢“辩博”提出了批评。唐太宗与大臣们讨论治国之道时,必定要提出种种疑难来诘问。刘洎以为,皇帝与大臣的对话,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议论。皇帝一定要“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即使如此,我尚且担心臣下不敢当面对答。刘洎从历史与理论两方面来证实帝王“慎言语”的必要性。一是要唐太宗汲取历史教训,不能像秦始皇那样强辞善辩,因自傲而失去人心。二是希望唐太宗以老庄学说来规范自己,“以无言为贵”、“以不言为德”。刘洎说,老子有“大辩若讷”的主张,是说最好的口才好似不善辩说的那样;庄子有“至道无文”的见解,是说最高的道理不用文采来修饰。刘洎是贞观期间魏徵去世以后的主要谏臣之一。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自徵亡云,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旧唐书·刘洎传》)对刘洎富于哲理而又充满历史感的进谏,唐太宗表示,对“比有谈论,遂至烦多”的毛病,“今闻谠言,虚怀以改”。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帝王的出言不慎,不仅会影响施政,而且会令臣下之间演绎出无穷的事端来。这已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自觉觉察到“慎言语”的必要性,唐太宗不愧为有道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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