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君道》)

【鉴赏】　以史为鉴是魏徵论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手段。尧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了解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像尧舜这样圣明的君主，是无所不知的。这是从正面来说的。历史上的暗君却不是如此，如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隔绝贤臣，偏信赵高、朱异、虞世基，弄得天下大乱，各路兵马攻城掠邑，还蒙在鼓里。这是反面的教训。唐太宗听了以后，很是赞赏魏徵的话。因为中国古代一直有关于“明君”与“暗君”的讨论，“暗”是愚昧、糊涂的意思，“明”是指聪明、睿智的意思。

如何能成为有道明君，魏徵以为得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做到“下情必得上通”。这在古代社会中谈何容易。而下层民众的想法被最高执政者知道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许多细节往往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好在毕竟还能见到些蛛丝马迹。众所周知，晚清的康有为有过七次上书光绪的经历。“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感事》)这是康有为1888年11月写好《上清帝第一书》后所作的诗句。是书先递与祭酒盛昱，盛昱转交给户部尚书翁同龢。因康有为的用语过分尖刻率直，翁同龢不敢上。后盛昱又持折见都御史祁世长，祁世长经过权衡利弊后，最终采取了不为代递的立场。下情难上达，正如魏徵所言，是“贵臣壅蔽”之故。无论盛唐，还是晚清，社会的整个格局，等级制度始终是处于核心地位的。等级制度的密码就是特权。如果说等级制度是特权产生的政治基础的话，那么特权则为等级制度的具体表现。同样说一句话，皇帝说出来就是“金口玉言”，布衣讲了则是“人微言轻”。人与人之间因尊卑之别而显出不同差别，官与官之间也有着森严的品级区分，所谓“人有十等”、“官分九品”，就是等级序列所表明的价值取向。1888年，康有为年甫30，是向皇帝上书资格都不具备的寒儒。对皇帝来说，只有少数官僚才有向皇帝建议的特权，布衣之士上书皇帝则被视为僭越行为，破坏了等级制度，是要问罪的。康有为在上书里对等级制度有过描绘，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机构“如门堂十重，重重隔绝，浮图百级，级级难通”(《康有为全集》第一集)。其实“下情必得上达”，就是要求让皇帝听到臣民们的话，只能是魏徵所盼望的理想状态。

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反之，只信一方面的意见，就会得出片面性的结论来。这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能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还得从认识论上来解剖。清代著名学者戴震说：“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见，执之为理义。吾惧求理义者以意见当之，孰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也哉!”(《孟子字义疏证·理》)戴震指出，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意见当作真理，会造成无穷的祸害。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把赵高、朱异、虞世基的言论，当作了确信不疑的真理，结果成了为人笑骂的“暗君”。在人们的观点、主张、言论中，意见与真理往往混杂在一起的。意见与真理是有区别的。客观现实的矛盾，反映到人的头脑里就变成了问题。各人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或认识，产生了分歧，形成了各殊的见解。分歧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细微差别，有重大分歧，也会是既有所见又有所蔽。对同一认识对象，产生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可能一下子把人们的想法，划一整齐起来。意见有三个特点：　(1)　可能性大于确定性;(2)　容易受到人们的怀疑;(3)　明智的人能从两种冲突或多种相互矛盾的意见中，区别出哪个是更具有真理因素的意见。一般地说，真理是确定的，当人们的思维与现实相一致时，即为真理。如果把自己的主观意见当作真理，把不同的意见视为谬论，这样的主观判断，就会造成对社会与民众的危害。一个人在发表意见时，到底有几分合乎真理，在没有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前是难以确定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是尽可能地把各方面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予以吸取，使之尽量向着真理的方向行进，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决策中的失误。这不仅对治国方略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就是对任何人的人生来说，也具有永不消逝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