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充军，多多益善

        北魏高宗文成帝拓跋濬时,魏断狱多滥,陇西王源贺上书道:“根据法律条文:谋反之家,其子孙即使寄养他族,也得拘归杀掉,以绝罪人之烟火,向天下彰示大逆之不可赦;而劫贼应诛杀的人,兄弟子侄离得很远,道隔关津,皆受牵连。假如十三岁以下,家人首恶,策划行逆决不能参预,臣以为可赦其死罪,没入县官作官奴。”拓跋濬采纳了此建议。后来,源贺进一步上书道:“臣闻,人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最厚的施德方式,莫过于宽宥一个人的死罪。虽然犯死之罪,难以全部宽恕,但可以权衡死罪之轻重大小,适当存恤一些。目前,我国边关,劲寇游魂于北,狡贼负险于南,防戍的任务十分艰巨。臣以为对那些不是大逆、赤手杀人的罪犯,及坐赃、盗与过失犯罪的人,除了实在不能开脱死罪的外,其余可留其性命,遣派他们守边境,可相应减少征调良民百姓戍边。如此一来,这些已断之体,沐浴到了重生的大恩;徭役之家,享受到了休养生息的实惠。”拓跋濬十分赞赏,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自此后,凡罪该处死者,多恕死贬谪徙边,时间一长,收效甚大。拓跋溶对群臣说:“源贺劝朕宥诸死刑,徙充北番各戍地,自开始至如今,一年下来活命者不少,生济之理既多,而对戍边的兵将又十分有益。回过头来想想他的意见,对国家的益处实在很大。”(《魏书·源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