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膏肓疾赋》

《愈膏肓疾赋》

唐文篇名。柳宗元作。宋晏殊云：“此赋肤浅，不类柳文，宜去之。”(柳集本篇题下注)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七《柳州文可疑诸篇》同意晏殊之说，清吴汝纶亦云“此非柳文，他唐人为之耳”(《柳州集点勘》)。何焯《义门读书记》认为“其词气似柳少作，未谨洁奥峭耳”。今人高海夫说：“这首赋的著作权，还应该是柳宗元的。”因为否定本文为柳宗元作“所据理由，不过‘肤浅’二字而已。是肤浅，还是深醇，由于各人体味不同，感受各异，这原是文学欣赏中屡见不鲜的事。只据此遽定作品的真伪，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何况，‘一个大作家决不能有一颗印章，在不同作品上都盖上同一的印章’(《布封文钞》第一四页)。‘不失本调而兼众调’，这在任何一个大作家的集子里都是可以常常看到的。作者在《吊屈原文》中，特别突出地强调了、赞颂了屈原于‘进俞、缓之不可为’之时，竟‘厉针石而从之’，其所用之事，所表现的精神，与此赋前后一脉相承，若合符契”。以为何焯的话”倒不无道理。原因倒却不是‘未谨洁奥峭’，而是由于赋中所表现的还没有后期作品中那种悲愤沉痛的感情，而只是知难而进的壮志雄图，是一股顽强的精神交织着满怀的信心”(《柳宗元的辞赋》，载《柳宗元散论》)。本文假借晋景公及其臣下与医生秦缓论辩膏肓之疾能否医治，衰败的国家能否振兴的问题，提出了治理国家“宁关天命，在我人力”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表达了作者振兴唐朝的愿望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