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监生之死》

《严监生之死》

选自《儒林外史》第五回。原回目是“王秀才议立偏房，严监生疾终正寝。”清吴敬梓作。题目为编者所加。关于“严监生临终竖二指”的创作素材，今人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引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五：“吴杉亭言：扬州商人某，家资百万，而居处无殊窭人。弥留之际，口不能言一字，亲友环视，至夜忽手竖二指，攒眉掇口不止。其子曰：‘父恐二郎年幼，不治生耶?’摇首不然。子又曰：‘虑二叔欺儿凌孤耶?’摇首不然。众皆愕然，其妻后至，四顾室中，向语云：‘欲挑去油灯碗中双灯草耳。’富翁缩手点头，瞑目而逝。公度、杉亭皆亲见其人，非杜撰者。”关于该篇的思想意义和人物形象：清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回末总评说：“此篇是从‘功名富贵”四个字中偶然拈出一个‘富”字，以描写鄙夫小人之情状。看财奴之吝啬，荤饭秀才之巧黠，一一画出，毛发皆动，即令龙门执笔为之，恐亦不能远过乎此。严大老官之为人，都从二老官口中写出，其举家好吃，绝少家教，漫无成算，色色写到，恰与二老官之为人相反。然而大老官骗了一世的人，说了一生的谎，颇可消遣，未见其有一日之艰难困苦;二老官空拥十数万家赀，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见其受用一天。此造化之微权，不知作者从何窥破，乃能漏泄天机也。赵氏谋扶正之一席，想与二老官图之久矣。在床脚头哭泣数语，虽铁石人不能不为之打动，而王氏之心头口头，若老大不以为然者。然文笔如蚁，能穿九曲之珠也。王氏兄弟是一样性情心术，细观之，觉王仁之才又过乎王德。所谓识时务者呼为俊杰也。未见遗念时木丧着脸不则一声，既见遗念时，两眼便哭的红红的。因时制宜，毫发不爽。想此辈必自以为才情可以驾驭一切，习惯成自然了，不为愧怍矣。除夕家宴，忽然被猫跳翻篾篓，掉出银子来，困而追念逝者，渐次成病，此亦柴米夫妻同甘共苦之真情。觉中庭取冷，遗挂犹存，未如此之可伤可感也。文章妙处真是在语言文字之外。”今人苏海、周林生说：“严监生把人对物的占有看作是迫使物提供人的效用，并不包括对人的效用的消费。所以在他眼里，银子比生命还重要。……不仅生产可以作为积累银子以发财的手段，消费也可以作为节省银子以发财的手段。只要不中止发财，他就达到了目的。其他文学作品表现人对物的贪婪更多是注意人迫使物提供人的效用，《儒林外史》则独具慧眼，从人放弃物对人的效用的消费中揭示出人的一种变态的贪婪。严监生弥留之际……不从那两茎灯草中挑掉一茎，严监生死不瞑目。在人生的最后关口，仍然锱珠必较对微末之物的关切居然压倒了对亲人戚友的思念，而成为性格中凌驾一切的主心轴，这种失去了常态的有乖常情常理的人物性格自然充满了喜剧的意味，让人感到怪诞与可笑。同时它又有着非同一般的思想深度，为人们进行深入的历史反思提供了形象的材料。这个在自给自足经济条件下生活的乡绅带有历史强加给他的沉重阴影。自给自足经济是一种封闭的生产方式，生产的产品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生产的方式是固定的，消费方式也是固定的，这就使人与物处于一个固定量的关系中。生产的扩大意味着消费的缩小，没有二者同时扩大的余地。严监生为了实现发财的目的，只能作单一选择。这种选择形成的心理必然是僵化的、腐朽的、畸形的，容纳不下任何未来的希望，他不能吸收他生活圈子外的社会营养，最终只能是这种心理的典型殉葬品。”(《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今人郗仲平说：“严监生就是一个带有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印记的典型形象，因为这一人物的塑造成功，他的名字也成为吝啬鬼的代名词。严监生是中国文学画廊里不可多得的人物形象，他与莎士比亚笔下的的夏洛克，莫里哀笔下的阿巴公，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中西辉映，既表现了吝啬鬼贪婪、残忍的共性，又表现出自身的儒学色彩，反映着民族精神的差异”;“吝啬成癖”就是严监生的性格，“在日常生活中悭吝之极，就是在其妻病得‘面黄肌瘦’时，他心中也只盘算着钱”;“钱与严监生的命是连在一起，严监生思妻，实质上是疼钱，他所怀念的是王氏为他聚财的好处”;严监生临终时看到挑去一茎灯草方才瞑目，“维妙维肖地刻画出严监生守财奴的形象。”(《中国古典小说鉴赏辞典》)今人周月亮则认为，过去论者把严监生看成“中国啬吝人的典型，其实，这种评论根本违背了作者塑造人物的基本精神、基本法则”;“严监生并不啬吝，苦了自己，便宜了他人，是他的总账。他与葛朗台等毫不相十。他将典铺的例钱白银三百两，每年全数交给妻子，对其去向不闻不问。而葛朗台看见妻女给他侄儿做一顿加牛油的面包就大喊：‘你们是不是要让我破产!’严监生还是很有人的正常感情的。对正妻王氏，一往情深，延请名医、煎服人参，毫不含糊。尤为动人的是对王氏的深情悼念，……在财与人情之间，他是毫无疑问的重人情的”;“他总体上是个笨拙的被人捉弄的人物，活得卑微却不乏人情与慷慨。后者正是平衡那颗卑微渺小的灵魂。……象长篇里中品以下的人物都有一种病一样，严监生也得了一种病：自虐畏缩综合症。与其说作者主要写了他的悭吝，不如说作者主要写了他的卑微、可怜。……他没有家族优势，没有足够的道德力量，自己没有功名，也没有权势撑腰，他的生活只有一种形式：压缩自己，满足别人。永远服低做小，活得完全象个偏房小妾一样，却还不如他的妾有心计、有反抗精神、能通过自己的抗争改变命运。他活得卑微，死得窝囊。作者用他悲惨的一生完成了对他那生狼般的胞兄和蔫狼般的内兄的暴露。他们吞食他的那些钱，正是他用那种将两根灯芯换成一根的刻苦方式积累起来的。他的一生是被宗法制榨扁了的一生”;“虽然他肯于‘利他’，但无论在上帝眼里还是在俗人眼里，他一点也不高尚，只是一个不作恶的可怜虫。他的渺小的举止让人感到可笑，那卑微的灵魂又令人悲伤、可怜。这大概是正直的人对这个形象的公正的审美感受。”(《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此篇叙述了严监生在其内兄的策谋下，代恶兄严贡生消弥官司，破废银两;于正妻王氏生命垂危之际，扶妾为正和因深情悼念亡妻，渐染病疴，弥留之时，竖起二指，直到目睹两茎灯草挑去一根时才瞑目归天的故事，成功地刻画了严监生悭吝成性和因在长期卑微生活中形成的自虐、畏缩的畸型的性格。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以严贡生为代表的乡村恶棍贪图享受、横行狡赖和以王德、王仁为代表的封建文人虚伪卑鄙的丑恶灵魂。通过典型的情节和具有特征性的细节的精确描绘，以刻划人物性格，“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鲁迅语)，手法含蓄、蕴藉。在真实基础上的合理夸张，如“两茎灯草”一节，看似奇特，实则信实可征，揭示深刻，讽刺辛辣，也是其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