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

《国语》

书名。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作。二十一卷。以记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鲁等国贵族的言论为主，可与《左传》相参证，故有《春秋外传》之称。它是一部分国叙述的记言史书，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其中以晋语为最详。汉司马迁首倡《国语》为左丘明作之说，其《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亦说：“《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三国时吴国韦昭《国语解叙》说：“昔孔子发愤于旧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托王义以流藻，其渊源深大，沉懿雅丽，可谓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识高远，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唐柳宗元从崇经尊史的角度出发，曾作《非国语》一文，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清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国语》出自何人，说者不一。然终以汉人所说为近古。所记之事，与《左传》俱迄智伯之亡，时代亦复相合。中有与《左传》未符者，犹《新序》、《说苑》同出刘向，而时复抵牾。盖古人著书，各据所见之旧文，疑以存疑，不似后人轻改也。……案，《国语》二十一篇，《汉志》虽载《春秋》后，然无《春秋外传》之名也。《汉书·律历志》始称《春秋外传》……考《国语》上包周穆王，下暨鲁悼公，与《春秋》时代，首尾皆不相应;其事亦多与《春秋》无关。系之《春秋》，殊为不类。……《史通》‘六家’，《国语》居一，实古左史之遗，今改隶杂史类焉。”清朱彝尊《经义考》引陶望龄语：“《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语)》《鲁(语)》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齐语》单记桓公霸业，大略与《管子》同。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国语》的作者是谁，至今不可确知。汉司马迁以为春秋时左丘明作，今研究者多表示怀疑。较为可信的说法是：它和《左传》一样，可能与左丘明的传诵有一定关系，后来经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排比润色，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写成书。从文学的角度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展现了那个时代政治变化的轮廓，描绘了当时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的精神面貌。书中虽然杂有不少天命神鬼的迷信思想，但也有不少篇章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统治者的凶残和靡奢，揭示了广大人民群众处境的悲惨和生活的痛苦，为后人提供了一幅幅鲜明的历史画面，具有不朽的认识价值。该书长于记言，文章大都朴质而简括，语言自然而较少润饰。其文学成就虽不如《左传》，但也不乏曲折生动的篇章和描写得较为突出的人物形象，如《晋语》之写重耳、骊姬，《吴语》之写夫差， 《越语》之写勾践，《周语》之写邵公谏厉王弭谤，都可谓形象鲜明，生动感人。对《国语》的注释，著名的有：三国韦昭《国语解》、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和今人傅庚生《国语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