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妮·魏特琳（明妮·魏特琳日记）

1919年魏特琳应聘中国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掌管校务，筹建新校园，并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献身社会，为穷苦四邻服务，譬如为邻居妇女开课讲授卫生知识，每周两次为校园四周的贫民看病等，发扬光大了金女大校训———厚生精神。魏特琳还利用休假到欧、美进修学习，把丹麦、荷兰的成人教育推广到中国，对中国女子教育功不可没。

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当时在美国的好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发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整理传教士档案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90年代初，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具有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历史档案学者研究使用。

由于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如日军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如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的一段日记：“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沦陷，日军分三路扑向南京。在所经之处奸淫、虏掠、烧杀无恶不作。12月5日，日军未经激烈战斗，就进驻南京各要镇。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安全计，明令：“接近战区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市中心，吴贻芳校长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留校教职工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推美籍教授华群女士为主任。其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绝大多数已逃离，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国人挺身而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17日，魏特琳致信美国大使馆，建议设立一个安全区，让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以躲避战火。她在信中表示：“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了”。不久，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拉贝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接着又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魏特琳为红十字会委员。在日军占领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设立了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华女士临危受命，不敢贻误。魏特琳自己说，她的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1937年9月26日)，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价值，反而让后人钦佩她人格的魅力。

华群女士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华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

1938年，国民政府授予她奖励外侨的最高荣誉———蓝、白、红三色襟绶———采玉勋章。魏特琳在那紧张恐怖的日子里，殚精竭虑工作了数十个日日夜夜。过度的疲劳与长期的精神压力严重伤害了她的身体，她在此期间的日记中常常写道：“太倦了，倦得连字都写不出来，”“倦得无法思考”。她在救护了许许多多的中国难民与中国妇女以后，自己得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