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不曾冷，风孰与高

    
　　事情大概要从1404年的一则传说开始说起。1404年，成祖永乐二年，一位擅长看相的高僧，见到了个漂亮男孩子，便赞叹道：“我从未见过如此面相的人，这孩子将来必然是挽救国家危亡的一代明相！”
　　这样一句赞叹，无论是对于那个时代，还是对于一个7岁的男孩来说，都可谓是言之过早。毕竟，那会儿朱棣刚当上皇帝两年，他在位的22年里，打造了一个国家富强、疆域辽阔、四方宾服、进贡的国家多达三十几国的永乐盛世。
　　至于那个年仅7岁的男孩，不过是杭州府钱塘县的一户普通家庭的孩子。虽然他聪明又好学，通大旨，善属对，是邻里乡亲交口称赞的“别人家的孩子”，但也是要跟全国考生一起挤独木桥考科举走仕途的普通书生。所以，说这个小孩子将来要去挽救国家，仿佛也荒诞得像一百年都不会到来。
　　不过，这一天还是来了。1449年，那场著名土木堡之变，有着太多的故事。奸臣误国，皇帝被俘，国已无君，朝堂打架，群龙无首，国门难守，面临南逃。
　　然而，还有一束光——于谦。此时的于谦，已经不再是西湖畔那个漂亮的小男孩了。他历经两次科举失利，23岁上榜入仕，先后任山西道监察御史、江西巡按、河南及山西巡抚、兵部右侍郎。
　　他一心為公，在巡抚河南与山西的18年，为了治理旱涝灾害，救护百姓，他一年两度太行山，风餐露宿，却不曾中断。
　　离家遥远，父母在世时他未能尽孝，病故时他亦不在床畔；子女成长时他不在身边，妻子病逝后他亦未能见最后一面。几经生离死别，最终也只剩儿子陪他度过余生。
　　如今，他52岁，立于朝堂之上，面对弃都，他厉声道：“言南迁者，可斩也！”风雨飘摇，面对守国重任，他坚定道：“虽一介书生，素不知兵。然当此危局，敢不受命！”
　　兵临城下，面对最难防守的德胜门，他用执笔的手拿起了兵器，抱着死战的心做了最终部署：“德胜门，兵部尚书于谦！”他赤胆忠心，打赢了这场北京保卫战，却也为自己布上了一局死棋。
　　在后世的很多评价中，都偏爱说于谦性格刚直，情商不高。因为“以策语伤时”而在殿试中分数垫底；因为不肯行贿而得罪位高权重的王振；因为力驳南迁而得罪徐珵。
　　当然，最终让他步上绝路的，还是因为得罪了被俘的皇帝。面对国家和英宗之间的选择，他毅然说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
　　1457年，石亨、徐珵、张軏、曹吉祥等拥英宗复辟，于谦被诬陷遇害，终年60岁。
　　于谦为人，确实是直言直语，但我却不愿称之为情商低。情商低，大多是不知之而为之，而于谦，是知之而为之。他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但比起忠君，他更爱民；比起逢迎，他更愿意光明磊落。
　　2012年的春天，我刚好路过杭州，阴差阳错地去了一次于谦祠。就是这方水土养育出来的他，挺身而出，抱着必死之心站在北京城墙前，挽救大明于危亡之中。他生前以身许国，那些热血得以挥洒；死后回到家乡，那些柔软的情感也终得以安放。
　　与熙熙攘攘的西湖畔相比，于谦祠的清静，会让人不自觉地放低声音，慢下步子，微风吹斜阳，仿佛时光又倒退了500多年。
　　于是，我又看见了他。童年时的他——所见人无若此儿者，异日救时宰相也。少年时的他——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中年时的他——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在天寒地冻的时候，你说化解冰封的春风已经吹来，就在房屋的东边。
　　那时候的你并不知道，你就是那春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