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

《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

唐文篇名，韩愈作。卢轩说：“弘非纯臣，公盖饰词以美之。”(《韩笔酌蠡》)姚鼐云：“观宏本传及李光颜传，载宏以女子间挠光颜事，与志正相反，退之谀墓亦已甚矣。”(《古文辞类纂》)林纾以《新唐书·韩弘传》和韩碑比较，认为“是昌黎谀墓之曲笔。”吴汝纶说：“《唐书》多采小说，殆即飞谋钩谤之词，当以碑为正。碑云首变两河事，亦公之所恶，则弘本末自见，不为谀墓也。”(《唐宋文举要》引)高步赢以为“大抵韩弘为人，颇有权术，虽不必为纯臣，然平时坐镇宣武，既不与淄青、淮蔡连结，及伐淮蔡，又使其子公武帅师敌王所忾，实未尝稍失臣节。退之既为撰其碑文，自当称述其美，择其事之共见者载之，安得斥为谀墓?”(《唐宋文举要》)钱冬父说：“韩弘本是一个跋扈的地方军人，对待部下很残暴，但在墓志里他却成了一个公忠体国，‘其罪杀人，不发声色，问法如何，不自为轻重’的仁厚长者。”(《韩愈》)仇永明认为：“讥诋韩弘碑为谀墓之论，主要有两个口实：(1)韩弘身为淮西统帅，‘每闻献捷，辄数日不怡’。(2)韩弘‘常倚贼势索朝廷姑息’，以美妇人‘送遗光颜，冀一见悦惑而怠于军政’，不再全力赴敌。”“事实证明，韩弘对平蔡是有诚意的、支持的，至少不是阻挠的、破坏的，‘每闻献捷，辄数日不怡’实属无稽之谈”。对此，《资治通鉴考异》)驳之甚当，以美妇人送遗光颜一事，或许有之，但其动机未必便是“倚贼势索朝廷姑息”，因而希望李光颜“一见悦惑而怠于军政”(《韩愈谀墓辩》)，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三期)。本文详略得宜，笔法谨严，富于气势，如方苞所云：“严毅威重，与其人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