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诗歌篇名。唐李商隐作。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何(义门)曰：‘不用儒臣，则终无仁政，盗何由弭?右辅且然，况议河北哉!故终之不忍闻也。’胡震亨曰：‘天宝事何可复道?末及近事，乃生色耳。’……浩曰：朴拙盘郁，拟之杜公《北征》，面貌不同，波澜莫二。自古有叛臣必由于权奸，而牧令失人，民生日蹙，元气日削，尤为致乱之本。前半所叙可为龟鉴，不嫌习闻，胡评未允也。”安徽师大中文系《李商隐诗选》：“本篇是作者追溯唐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集中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重要作品。诗中着重叙述开元末年以来衰乱情况，对比今昔，推原祸始，显示出中央与地方官吏的贤否，是国家治乱的根本;中枢是否得人尤为问题的关键。他认为‘例以贤牧伯，征入司陶钧’，是唐前期社会安定繁荣的原因，而‘奸邪挠经纶’则是国家由盛转衰的根源。作者抨击拱手而立、胆怯如獐的‘谋臣’、‘廷臣’，斥责‘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的执政者，揭露‘使典作尚书，厮养为将军’的腐败政治现象，并进而对最高封建统治者进行指责或批评：叙安史之乱，深咎玄宗酿乱之责;叙甘露之变，婉讽文宗闇于任人。这一切，都体现作者治乱‘系人不系天’的进步观点。”此诗写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十二月。这年秋冬之交，作者到兴元(今陕西汉中市)去探问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的病，令狐楚死于十一月，他于十二月返回长安。途中经京西郊畿地区，耳闻目睹衰败乱离情况，对国事忧心如焚，写了这首概括一代兴亡的政治长诗。诗中借作者与村民的问答，反映了唐王朝二百年来治乱兴衰的历史变化，着重揭示唐中叶以来政治腐败、变乱频生、财用枯竭、赋税繁苛、藩镇割据、宦官肆虐，特别是人民群众在天灾人祸逼迫下生计断绝的严重政治危机;探索了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提出了国家治乱取决于人事而非关天命的进步见解，对当时任非其才、宦官专权、太平无望的局势表示深切的忧虑。全诗内容广阔，体势磅礴，语言质朴有力，绝去雕饰，感事、抒怀与纪行融为一体，夹叙夹议，层次井然。在构思、表现方法上明显受到杜甫《北征》等诗的影响，虽不及杜诗的沉郁顿挫和细致传神，但概括深广、批判尖锐、情感激切则又过之，在李商隐诗中，为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