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三分归晋》

“三分归晋”(第115—120回)是《三国演义》最后的一个情节单元，也是全书的大收束。

魏、蜀、吴三国鼎立数十年，结局究竟如何?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又怎样予以艺术的再现?这是读者所关心的，也是“三分归晋”所要解答的。

“三分归晋”这一单元以高度凝炼的笔触，概括了从蜀汉之亡到西晋灭吴这十八年(263—280)的历史进程，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综观整个单元，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

(一)艺术地表现了三分归晋的历史必然性。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伟大的聚合力，维护国家统一，渴望和平安定，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饱受分裂战乱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总是以惊人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竭力清除分裂的祸患，促成重新统一的实现，三国时期自然也不例外。罗贯中敏锐地把握了历史的脉搏，通过对三国时期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现出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它的人民性的突出表现。

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魏、蜀、吴三国的鼎立，只是由汉末大乱到重新统一的一个过渡阶段。尽管由于罗贯中世界观、历史观的局限，作品没有很好地表现广大人民对于实现重新统一的推动作用;但是，活动在前台的各国统治集团，却都没有忘记统一天下这个战略目标，他们彼此间的争斗攻伐，从根本上来说，也都是为了使天下归一。至于天下究竟统一于谁家，则取决于各国经济、政治、军事诸因素综合构成的力量对比。“三分归晋”这个单元，正是通过三国后期各国内政的演变，形象地表现了三分归晋的历史必然性。

在三国之中，蜀汉本来就疆域最小，实力最弱。到了蜀汉末年，后主刘禅昏庸无能，沉溺酒色;宦官黄皓专权乱政，结党营私。朝政腐败，百姓疲惫，以致“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国势如此衰微，姜维还只凭一厢情愿，年年出兵，徒耗民力。这样，蜀汉最先灭亡也就毫不奇怪了。

魏国本是三国中疆域最广，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一方，最具统一天下的可能。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其军政大权已经完全操纵在司马氏集团手里，魏主形同虚设。灭蜀之后，司马昭进封晋王，威权更甚;在他死后，其子司马炎立即重操当年曹丕“受禅”的故伎，把曹氏的魏国变成了司马氏的晋朝。这实际上是为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吴国疆域广大，国力不弱，但蜀汉既亡，吴国势不能独存。恰在这时，吴主孙休病逝，孙皓嗣位，他骄奢淫逸，穷凶极恶;滥杀大臣，大兴土木;全国人口不过二百几十万，而他的后宫竟达五千余人! 他在位的十六年间，吴国迅速衰落，将士离心，百姓嗟怨，而他依旧倒行逆施，怎能不导致国亡身虏的下场?

应该说，“三分归晋”对于三国衰亡的原因表现得不够深刻，叙述也过于匆忙，但由于作者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主要趋势，整个单元仍然有如大江东去，表现出恢宏的气势。

(二)着重描写了蜀汉的灭亡。

“三分归晋”在全书占了五回半篇幅，其中写魏晋禅代只用了半回，写西晋灭吴只用了一回，而写蜀汉之亡则整整四回。这种安排，与全书以刘蜀集团为中心的总体构思是一致的。作者不仅叙述了魏国伐蜀的战略部署和钟会、邓艾的进兵步骤，而且怀着赞许的激情，描写了卢逊、傅佥、诸葛瞻父子等蜀汉将领的顽强抵抗，描写了姜维忍辱负重，精心筹划，力图复国的悲壮历程，从而把蜀汉之亡写得跌宕起伏，给人以荡气回肠之感。

(三)道德评判与历史评价的交错融合。

罗贯中不愧为古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在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他不断地进行历史和道德的双重评判：他的历史评判，以向往国家统一为政治理想;他的道德评判，则以“忠义”为准则。他力图把二者融合在一起： 凡是有利于国家统一和进步的，他就肯定，就推许;凡是符合他的“忠义”观的，他就赞美，就歌颂。反之，则予以贬斥和否定。他既没有把历史道德化而随意抹煞某些人物的历史功绩，又没有忘记文学艺术追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使命。尽管他的评判标准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但他既重视历史发展的方向，又坚持中华民族品评人物时“尚德”的历史传统，却是难能可贵的，这正是《三国演义》在思想内容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和深度的根本原因。在“三分归晋”这一单元里，我们也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在“三分归晋”中，罗贯中把尊崇敬佩之情主要献给了蜀汉的“忠义”之士。对于宁死不屈的傅佥，斥夫自缢的马邈之妻李氏，英勇捐躯的诸葛瞻父子，以身殉国的北地王刘谌，复国不成自刎身亡的姜维，都一掬同情之泪，但是，他并没有把蜀汉之亡写得一片凄凄惨惨戚戚，当后主刘禅向邓艾投降时，《演义》写道：“成都之人，皆以香花而迎。”这里没有亡国的深哀巨恸，有的却是对统一事业的拥护。对率兵灭蜀的邓艾，他则赋诗赞美道：“五丁破路应难及，三国论功合让先。”(按： 毛本及通行整理本无此诗)。由此可见，罗贯中并没有因为“尊刘”而曲解历史。

反过来，罗贯中对于司马昭、司马炎父子颇为反感，对他们的残忍、奸诈时时予以贬斥;然而，对于他们完成统一大业之功，罗贯中却予以充分的肯定。当司马炎逼迫魏主曹奂“禅让”时，《演义》写道：“此时魏亡，人民安堵，秋毫无犯。”(按：毛本及通行整理本无此句)在广大人民心目中，国君姓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国家的统一与安宁却是至为重要的。当写到吴国最后灭亡时，情景同样是“吴人安堵”。尽管西晋统一只是短暂的，但这种统一比起三国鼎立的局面来，毕竟又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因此，罗贯中欣喜地写道：“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这也体现了历史评价与道德评判的有机融合。

(四)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三分归晋”这一单元时间跨度较大，重在叙述魏、蜀、吴三国先后灭亡的结局，没有贯串整个单元的中心人物;然而，在尖锐激烈而又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不少人物的形象仍然刻画得相当生动，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如司马昭的专权猜忌、老谋深算，邓艾的出奇制胜、恃功而骄，钟会的足智多谋、擅作威福，姜维的心雄胆大、坚韧不拔，刘禅的昏聩无能、苟且偷生，羊祜的深谋远虑、儒雅潇洒，孙皓的荒淫无道、暴虐凶残等等，都各具特色。

在描写人物时，作者善于选择和提炼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这里随手拈出两个例子：例一，当司马昭命钟会率大军伐蜀时，西曹掾邵悌担心钟会“志大心高”，不可独掌大权，司马昭却说：“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也;若使强战，必败之道也。今钟会独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则破蜀必矣。蜀既破，则蜀人心胆已裂;‘破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会即有异志，蜀人安能助之乎?至若魏人得胜思归，必不从会而反，更不足虑耳。”简短的分析，完全预见到形势的发展，表现了司马昭洞观全局的非凡的政治家才能;明知钟会有野心，却要利用他灭蜀，又揭示了司马昭的城府之深、机心之险。例二，当刘禅作为亡国之君来到洛阳，司马昭设宴款待，故意问他：“颇思蜀否?”刘禅竟答曰：“此间乐，不思蜀也。”旧臣郤正为了使他有机会归蜀，利用更衣之时教他，若司马昭再问，“可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蜀地，乃心西悲，无日不思。’”果然，司马昭再次问他，他也照卻正之言回答了，但却“欲哭无泪”，只好闭上眼睛;老奸巨猾的司马昭一语点破：“何乃是卻正语耶?”吓得他连忙“开目惊视曰：‘诚如尊命。’”寥寥数语，把刘禅的毫无血性写得活灵活现。

与其他情节单元相比，“三分归晋”本身的艺术成就不算很高。然而，作为全书的收束，它却保证了《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完整性。读罢这一单元，吟咏那篇总括全书的《古风》(按：其最末一句，嘉靖本作“一统乾坤归晋朝”，毛本改为“后人凭吊空牢骚”，意味殊弱)，那一幕幕风云变幻的情节又在眼前闪现，就像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久久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韵味，无尽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