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的“无功利的合功利性”——从《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说开去

             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作为经典美文, 其核心教学价值一直体现在文中精彩的景物描写上, 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作者内心淡然、毫无机心的志趣与追求。因此, 教师常常将其作为一篇优美的写景散文来教。实际上, 这篇文章并非纯正的写景散文或抒情散文, 而是“书”, 即书信。如果从特殊文体的角度对景物描写进行功能性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另一重结论。            一、文体的“交际目的”与“审美功能”            文体, 就是文章的体裁、体制, 是在实现一定效用基础上形成的文章的语言形式、篇幅、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固定特征与类别。但由于“文学”概念的模糊性与多变性, 对于“文学体裁”的认定就出现了分歧。但不论差异如何, 我们在分析文体时, 就需要辨析其“交际功能”与“审美功能”。            奏议、书论、铭诔带有明显的“实用功能”, 而诗赋则更多的是无功利的审美情怀的抒发。但实际情况是, 很多带有交际目的的篇目, 往往是精彩的美文, 其“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相互缠绕, 密不可分, 甚至还能相互促进。            具体到“书”这种文体, 这方面的特点体现得更为明显。对于“书”的文体特点, 刘勰进行了精当的概括:“详总书体, 本在尽言, 言以散郁陶, 托风采, 故宜条畅以任气, 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 亦心声之献酬也。”意思是说, “书”这种文体, 本在于把话说透彻, 是用以舒散郁积的心情, 表达美好的言行;因此, 应该条理畅达而放任志气, 从容不迫而悦其胸怀。能够条理畅达和从容不迫, 就有效地发挥相互赠答、交流思想的作用了。            褚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对“书”的缘起、文体特征、历史沿革、名家名篇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在他看来:“一般说来, 在书信中除了那些纯属应酬性的往来信件以外, 它总是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为了某一需要而写, 而且是希望在思想感情上与对方有所交流, 以引起对方的响应或同情。”也就是说, “书”的首要功用在于其交流目的。不过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与一般的酬赠类的书信有所不同, 它更类似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重辞藻的文学美文, 而随着六朝骈文的兴起, 一些崇尚辞藻、追求雅致的纯文学性的书札小简出现了。这些文章更带有个人化的抒情色彩, 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祖鸿勋的《与阳休之书》、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等。            这些书信文体的美文, 在文体上既带有写景抒情散文的特征, 体现了文学的审美无功利性, 同时也带有交际目的, 体现了文学的实用的功利性。我们在解读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时, 就应该兼顾到这两方面的特征。            二、心迹游踪:“书”的实用性与无功利性            如果出于纯粹的邀请目的, 王维只需要进行如此表述即可:“近腊月下, 景气和畅, 故山殊可过。倘能从我游乎?无忽。因驮黄檗人往, 不一, 山中人王维白。”从邀请的发出者来说, 这几句话已经足以表明此次来信的事由。但是否真正能够实现预先的目的呢?这样写, 万一裴迪的回答是:“迪方温经, 欲求取功名, 足下自行前往山中, 勿念。”那么, 交际的表面形式完成了, 但实际的功能并没有发挥。聪明的王维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 先亮明“足下方温经, 猥不敢相烦”, 让对方在心理上“疏于防范”, 然后“诱敌深入”, 陷入自己构思好的“思维框架”中。不过, 此事还有另一种逻辑:王维最初并没有邀请的想法, 但领略了山中美景之后, 突然萌生了与朋友分享自然风光的想法, 于是写下了这封书信。不论是何种逻辑, “书”的交际目的是很明显的。            作者开篇就说:“足下方温经, 猥不敢相烦。”短短两句话, 就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理念。一种是温习经书, 以求取功名, 一种是恬淡闲适, 与自然为友。这句话的悖论就在于, 如果真的怕烦扰裴迪, 就不应该写这样一封书信;写了这样一封信, “不敢相烦”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了。当作者描绘了寒夜山景图之后, 又说:“此时独坐, 僮仆静默, 多思曩昔, 携手赋诗, 步仄径, 临清流也。”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 禁不住想起了过去美好的时光, 携手赋诗, 何等高雅;缓步于仄径, 面临着清流, 又是何等惬意。此时, 作者这封信的交际目的已经带有非常强烈的暗示性了, 但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表露。而当作者的头脑中出现了春意盎然的山中美景时, 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 直接向裴迪发出了邀请:“斯之不远, 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 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相邀”, 才是写这封信的最根本的目的。            从“不敢相烦”到“独自相思”再到“直接相邀”, 这就是作者内心微妙的情感变化脉络。不敢相烦, 是作者隐约体会到不同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独自相思, 是面对美景无人相伴欣赏的落寞;直接相邀, 则是抛弃尘俗、融入自然的强烈冲动。三个阶段, 从忐忑到含蓄再到直接, 也符合写信人实际的心理状态。更具有吊诡意义的是, 作者写信是带有实用目的的, 但写信的最终目的却是审美的无目的性, 即邀请朋友欣赏山中美景。但这种无目的性中, 其实隐含着作者更为隐蔽的目的性, 即抛却尘俗, 融入山林, 与自然相伴, 过一种诗意的闲适生活。这才是这封书信在交流与实用目的方面最值得注意之处。            三、景物描写:文学的无功利下的“实用目的”            如前所述, 如果这是一封纯粹的实用书信, 作者只需要简明扼要地将目的陈述清楚即可, 就像刘勰所说的:“故书者, 舒也。舒布其言, 陈之简牍, 取象于夬, 贵在明决而已。”其中, “明决”就隐含着语言的简明的要求。但实际上, 作者的心迹游踪只占据了文本的极小一部分, 更大部分则是作者描写的景物。这些景物描写除了抒发自己内心高洁闲适的感情以外, 有没有与书信文体相适应的实用目的呢?            为了行文的便捷,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段景物描写的内容:            1. 夜登华子冈, 辋水沦涟, 与月上下。寒山远火, 明灭林外。深巷寒犬, 吠声如豹。村墟夜舂, 复与疏钟相间。            2. 当待春中, 草木蔓发, 春山可望, 轻鲦出水, 白鸥矫翼, 露湿青皋, 麦陇朝雊……            仔细对比阅读, 我们会发现两处景物描写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 从叙述上看, 第1处应该是实景, 第2处则是虚景。前者是辋川寒夜图, 后者是辋川春光图。实景, 一方面是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 另一方面也是为后文“多思曩昔”作情感上的铺垫。虚景, 更能够唤起对方对山林的兴趣, 因为更需要调动对方的想象力, 从而将春景想象得越发美好。            其次, 第1处的意象多为冷清类型, 例如寒山、远火、寒犬、深巷、疏钟等, 这些意象都能唤起人内心深处的孤独感, 而对于王维这样的人来讲, 这种冷清意象更能体现自己内心的钝朴与无欲无求。第2处多为盎然类型, 例如草木、春山、轻鲦、白鸥、青皋、麦陇等, 这些带有浓浓春意的意象, 容易激发人融入自然、隐居山林的愿望。            再次, 仔细对比我们会发现, 第1处的景物描写, 一般是两句话表达一个整体的意思, 即逗号隔开的两句话, 实际上主语一致, 或者说前一句话是后一句话的主语。例如“辋水沦涟, 与月上下”一句表达一个意思, 主语是“辋水”, 而“寒山远火, 明灭林外”一句表达一个意思, 主语是“远火”。第2处则是每四字的句子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主语相当明显, 不存在标点符号上的停顿。或者说, 第1处的景物描写节奏缓慢, 第2处的景物描写节奏急促。这种描写节奏的区别, 其实也是有实用目的的。节奏缓慢, 邀请的目的性比较含蓄;而节奏急促, 则暗示了作者急切相邀的心情。在“文体阐释”的视野中, 重新观照景物描写的细微区别, 我们就能发现其隐含的实用目的性。更值得注意的是, 冬夜图与春景图, 在以往的教学中, 是作为并列的两幅图进行欣赏的, 这其实是对文本的人为割裂。只有将两幅图结合在一起进行对比解读, 才能发现不一般的意义。            类似的场景在南朝丘迟的《与陈伯之书》中也有体现。天监四年 (公元505年) , 梁武帝命临川王萧宏领兵北伐, 陈伯之屯兵寿阳与梁军对抗, 萧宏命记室即丘迟以个人名义写信劝降陈伯之。也就是说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有强烈的功利目的的, 但作者在阐明利害关系之后, 写下了一段经典美文:“暮春三月, 江南草长, 杂花生树, 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 感平生于畴日, 抚弦登陴, 岂不怆悢!”这个简短的景物描写, 就不纯粹是抒发个体内心之感情, 而是用绚丽多姿的江南美景, 来唤起陈伯之的故国之思。四句话, 把江南暮春时节的绚丽景色写得繁华无限, 生机盎然, 令人移情。后来陈伯之果然拥兵重返故国, 这封书信也起到了一定的效用。            总之, 无功利无目的的审美景物, 反而实现了最大的功利效果, 这其实类似于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与“无功利的合功利性”。康德认为:“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对某一对象或其表现方法的一种判断力。”在他看来, 审美判断不涉及对象的目的, 与“有用性”“完满性”无关, 是无客观目的的。同时, 审美判断也不以主观的功利观念作为判定美的对象的根据, 审美判断也是没有主观的目的的。但正是这种无功利的观念, 反而实现了审美最深层的功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