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书陈治安方略

        汉文帝刘恒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和济北王的背叛已经平息。但是诸侯王的胃口仍越来越大,他们的封地已大大超过古制,其他很多制度也都比较荒疏。于是此时身为梁国(首府睢阳,今河南商丘)太傅的贾谊就上奏章给刘恒,陈述如何建立长治久安的谋略。内容大体是:
        “我认为当今天下大势,可以痛哭的有一件,应该流涕的有两件,应该长叹息的有六件。至于其他伤天背理的事,更难一一列举了。常听到人们向陛下讲:天下已经安定,已经治理,我的看法不同。不客气地说,声称已经安定,已经治理的,如果不是愚昧无知,定是谄媚阿谀,根本没有弄清治乱的本质。就像把火放在木柴垛下边,自己躺在上面睡大觉,在火还没有烧上来之前,高叫平安。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局势,跟这个没有什么不同。本末倒置,有始无终,很多制度杂乱没有条理,怎么能说治理好了呢?既然如此,陛下为什么不召见我,要我当面陈述治理之道,供您选择裁定呢?
        “狩猎的娱乐同国家的安危这两件事,哪个轻、哪个重、哪个缓、哪个急,是最明显不过的了。假如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陛下必须深思熟虑,劳累身体,减少钟鼓之乐的享受,也是可以作到的。使封国的行为,接受中央政府法令的约束;用不着打仗,匈奴就能归附,人民就可以过着舒适生活,这也是一种欢乐。陛下生为英明的皇帝,死为英明的神灵。美好的名誉,将永垂千秋。自高祖(刘邦)以来历代皇上功德赫赫,应使顾成之庙成为‘太宗庙’,上配太祖,跟汉王朝同时永存人间。建立长久安稳的局势,完成长期繁荣昌盛的大业,用这个来表示不忘祖上的恩德。恭敬地侍奉六亲,就是最有孝心;用自己的行动给天下百姓酿造幸福,使他们能很好地休养生息,就是最有仁爱之心;所立经典纲纪,可以作为后代万世的准则,即使有愚蠢、盲动、不成材的子孙,也可以得到保护,使汉王朝安如泰山,就是最有贤明。陛下精明豁达,只要得到稍微有一点治国之才的官员的帮助,就不难做到。这些话奉献给皇上,恳望不要忘记。这是我谨慎地考察了天时地利,吸收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根据今天的急需,长期以来苦苦思索所得出的结论,即使圣君夏禹尧舜能再生,替陛下考虑,也不要轻易改动。
        “封国过于强大,跟皇帝之间,一定会发生猜忌,结果下面就要受到灾祸,上面就要经常忧虑下面会不会叛变。这实在不是使上下都安全的好办法。于是,亲弟弟(淮南王刘长)想当皇帝,亲哥哥的儿子(济北王刘兴居)向西发动攻击。现在,吴王刘濞,又有人检举他。陛下春秋鼎盛,道义行事,从无过失,恩德有增无已,还是没有改变上面的情况。尤其要请陛下注意的是,现在有些封国的权势和力量,已经超过他们应该有的10倍了。
        “诚然,现在天下还能够相安。究其原因:大封国的亲王,大多数年龄还小,还未到壮年。可是几年之后,亲王们都长大成人,血气方刚,在咄咄逼人的压力之下,中央政府派去的师傅、宰相,就不得不伪装害病,请求辞职。从此,郡、县两级政府中丞、尉以上的官员(包括太傅、宰相)全成了亲王的私人党羽。这跟刘长、刘兴居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同?到那个时候,想国家平安,即使让尧舜再生,也束手无策。
        “轩辕黄帝说:‘太阳到了中午,就可以晒东西。刀拿在手里,就可以割东西。’顺着这个道理,不但国家太平,做起事来也易如反掌。假如不早作决定,到了后来,就不得不毁灭骨肉之情而使身首分离,这跟秦王朝一年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封国的异姓王(非刘氏),依仗强悍背叛的,中央政府总算侥幸地战而胜之。但是由于仍然没有改变制度,封国的同姓(刘姓)亲王,于是也就跟踪而上,蠢蠢欲动。证据已经十分明显,亲王们的背叛,跟封王们的背叛,都像同一个窑里烧出来的一样。灾祸不知什么时候降临?贤明的君王处理这类事也未能实现大安,后世能怎么样呢? ……
        “我研究历史的轨迹,察觉到最大的封国大抵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就最先反;韩王信投奔到匈奴汗国,也跟着背叛;贯高得到赵国的资助,也跟着造起反来;陈豨兵精,也跟着背叛;彭越指挥梁国部队,也跟着举起了反旗;英布驱使淮南国的战士,也公开反对朝廷;倒是卢绾力量最小,才最后走上背叛的道路。长沙国(首府临湘,今湖南长沙)只有2万5千户人家,功劳最少而封国一直存在,关系最疏远,但对中央政府最忠心,不仅仅因为封王(吴性)忠厚,跟他人不同,也是形势不允许他萌生野心。假如当初樊哙、郦食其、周勃、灌婴等,也都封他们数十个城市当王,今天未必不被诛灭。假如当初韩信、彭越这一类人,仅仅封一个侯爵,在家住着,今天可能仍然存在。我们可以从这上面看出怎样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要想亲王们都对皇帝忠心耿耿,最好的办法是使他们跟长沙王一样。要想让臣属们不被剁成肉酱,最好的办法就是使他们跟樊哙、郦食其一样。要想天下太平,最好的办法是大量增加封国,从而削弱封王们的权力。权力小,就容易用法规和礼教约束。国土小,就可以杜绝邪念。中央政府对于封国政府应有这样的权威。令必行,禁必止,没有人敢于不服从,好像身体对于臂膀,臂膀对于手指那样。只要封国亲王无法滋生坏念头,大家就会像众星捧月那样侍奉天子,即使一个普通百姓,也懂得国家必须长治久安,这样普天之下都能知道陛下的圣明。我建议:分割大的封国:齐国(首府临淄)、赵国(首府邯郸)、楚国(首府彭城),使它们各分出若干国,使刘肥(齐)、刘友(赵)、刘交(楚)的子孙,依照次序分别领有祖上的土地,一直分到不能再分为止。燕国、梁国等也都照此办理。如果封国地大人多,而亲王子孙太少,不妨预先设立封国,把王位空在那里,由中央政府派官员去主持国事。等有了子孙,再教他们前往接任。一寸土地,一个人民,皇帝都不贪图,旨在政治安定……如果能够这样做,把一个婴儿放到天子的宝座上,都十分安全。即使是死后出生的遗腹子,只要把先帝生前穿的衣服,挂在金銮殿上,天下都不会混乱。不但当世得到大治,后世也称颂圣明。陛下,你怕什么? 为什么不肯这样做?
        “天下形势正好比肿病。一条腿肿得像腰一样粗,一只手肿得像腿一样粗,平常日子,行动已不便。一两只手指抽筋,全身便觉痛苦。今天不去诊治,定成痼疾。即使以后能遇到扁鹊,也无能为力。而且,不光是肿病而已,事实上还害脚掌反转怪疾。楚王刘交的儿子是陛下的堂弟;现任楚王又是堂弟的儿子。齐王刘肥的儿子,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现任齐王又是亲哥哥儿子的儿子。陛下子孙也许没想到分割封国使天下平安,但亲王子孙可能手握大权,逼迫天子。因此我说,不仅是肿病,而且是脚掌反转的痛苦。应该痛哭的,就是这个。
        “现在天下的局势,如同把人倒挂起来。大凡当天子的,是天下的头。这话怎讲?因为天子高高在上。那些蛮族人,是天下的脚。这话怎讲?因为他们生在最底层。现在匈奴汗国蛮横侵略,对中国极为轻视,他们贪得无厌,的确是国家的祸患。可是,汉政府却每年用金钱财宝、布匹绸缎去侍奉他们。要知道,蛮族的号令,应由陛下掌握着,向天子进贡,这是做臣属应尽的礼节。现在脚反而在上,头反而在下。颠倒悬挂,使人无法了解。难道这能说国家有智勇之人吗?……应该流涕的,就是这个。
        “……不去攻击强敌,却去猎狩田猪;不去打击反叛的强盗,却去生擒活捉郊外的野兔;大家热衷于精细的享乐,却没有人考虑怎样消除灾祸;这不是愿意长治久安者的行为。陛下的恩德可以说远被数千里之外,可是威望和号令却行不通。应该流涕的,就是这个。
        “……现在社会上,老百姓都富丽堂皇,连戏子跟妓女、老鸨,她们佩戴的珠宝首饰,也可跟皇后比美。陛下只穿黑色丝绸,而富人连墙上都镶满锦绣。陛下的皇后,裙上不过缝一条花边,平民的小妾却把花边缝到鞋上,这就是我所说的荒谬。100个人劳动,不能保证一个人穿好,要天下人不受冷挨冻,绝不可能。一个人耕田,10个人一齐来吃,要天下人不遭饥荒,也绝不可能。饥寒交迫,刻骨切肤,要天下人不去越轨犯法,更绝不可能。……应该长叹的就是这个。
        “商鞅舍弃礼义,摒弃仁义道德,只鼓励人们进取。结果仅两年时间,秦国风俗开始败坏。所以秦国富有人家,儿子长大,就分得一部分家产,另立门户。贫穷人家,儿子长大娶不起媳妇,只好出赘。把锄头犁耙借给老父,脸上会浮出得意的颜色;母亲没打招呼就拿儿子家的一把扫帚,儿子会立刻责问。媳妇抱孩子喂奶,居然跟公公并肩而坐。媳妇跟婆婆不和睦,受到责备,不但不接受,反而回报恶言。只知道疼爱自己的儿女,追求功利,却把爹娘置于脑后,跟禽兽相差无几。……直到现在,这种风俗还没有改正,毁弃礼义廉耻,日甚一日,花样每年每月都在翻新。只问利害,不管行为的善恶。更严重的是杀父杀兄也视为平常。……高级官员把处理公文,接待来宾,当作头等大事。至于风俗败坏,人性堕落,却不以为怪,连动动耳目都不肯,认为那是理所当然。本来,移风易俗,使天下人都能回心转意,走向正道,绝不是庸俗之辈的官员所能担当。庸俗之流所做的,只不过写写公文,办办上级交办的事项而已,根本不懂得凡事须顾及大局。陛下对此毫不忧虑,我深感惋惜……为什么不就在今天制定制度,使上下尊卑有法定的差别。使六亲(父子兄弟夫妇)各就其位,使小人无所施其伎,大小官员都能忠于职守。这项制度一旦确立,就可以世世太平,各代都能按准则办事;如果制度不能确定,就如同乘船渡河而没有桨楫,行到中流,若遇风浪,船非翻不可。应该叹息的,就是这个。
        “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他们的天子分别传了10多代、20多代、30多代。可是秦王朝的天子,仅传了两代便亡。人性变化并不大,为什么三代的君王那么久,而秦王朝却那么短? 个中原因是能弄清楚的。
        “三代君王,当嫡长子一生下来,就用隆重的‘太牢’礼节献祭,迎接国家的储君。有关方面负责人,衣冠整齐,在南郊祭祀天地。嫡长子还在襁褓之中,经过皇宫就得下车,经过祖先祭庙,得一定低着头急速通过。从婴儿时代,就有专人负责训练他。等到长成儿童,稍有知识,‘三公三少’(太保、太傅、太师和少保、少傅、少师)跟一些明白孝顺、仁义、礼教的人,就用正道引导他。驱逐邪恶的随从,使他看不到邪恶的行为。挑选天下能尽孝悌本分、学识渊博、行为端正的,护卫左右,跟太子同吃同住。这样太子一生下来,见的全是正事,听的全是正言,做的全是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人。平常跟正人接近,就不能不一切都正。如同生长在齐国,就非说齐国话不可。平常跟行为不正的人接近,就不能正,如同生长在楚国,就非说楚国话不可。……孔丘说:‘少年成长,是一种天性,习惯之后,如同自然。’……等到太子长大成人,小时候的‘太保’、‘太傅’可以不要了,但仍有专人给他随时记录过失,有专人批评他的缺点,有专人规劝他,有专人引导他做好事,有专人给他诵诗读书,教授音乐这类事,高级官员们给他讲解谋略,熟悉民间语言的知识分子给他训练语言。习惯跟智慧结合,那么正道的言论和行为,就不会有勉强、做作的感觉。礼教深入内心,正道的言论和行为,就成了他的天性。……
        “三代所以历国长久,就因为他们培养太子有一整套完善的办法。秦王朝就不是这样……竟然派野心家赵高教导胡亥学习法令、审讯、判刑之类,所接触的,不是斩人的头,割人的鼻,就是屠灭人的三族。因此胡亥今天即位,明天便开始杀人。忠心规劝的,被指为‘诽谤’,为国家深谋远虑的,被指为‘妖言’。在他们眼中,杀人好像砍毛草。是不是胡亥天生邪恶?当然不是,而是因为他们引导的东西都不是正道。
        “俗谚说:‘不了解怎么当官,就看看人家怎么办事。’又说:‘前面的车翻覆,后面的车应引为鉴诫。’三代所以长久,看看他们做的事就知道了;不能按照该做的去做,是不愿意吸取别人的智慧罢了。秦王朝已经绝世了,但是前面翻覆的那个车辙,仍然历历可见,如果不设法躲开,后面的车又会再翻一次。或存或亡,是治是乱,要害就在这里。国家的命脉操在太子手中,所以太子必须善良;要想太子善良,必须早日为他选择师傅和他周围的人。趁童心未泯时,就教育他,容易凑效。引导到正道上,指出义理所在,这就是教育宗旨。如果能不断吸取,就可以矫正自己的行为。北方的胡人,南方的越人,初生下来,所发出的声音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可是等到长大成人,各人熟习各人的言语,有时经过多次翻译,都无法弄通,一直到死,各人都不愿改变自己的习惯去接纳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很明显是教育和习惯所造成的。所以我认为,对太子早日择师进行教育,是当务之急。老师正,太子会正,太子正,天下就太平。《书经》说:‘天子一个人有喜事,万民托他的福。’正是这个意思。
        “人类的智慧,能够看见已经发生的,很难预测将要发生的。礼能防止还没有发生的事,而法令却只能处理已经发生的事。所以法令的功效容易显现,而礼治的力量却难以查考。奖赏可以鼓励善行,刑罚可以惩治邪恶,古代君王们用此治理国家,能使国家坚如磐石。法令一出,就如同春夏秋冬四季那样,不可更动,公平合理,好像天地对待万物一样,不偏不向。法治难道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反而要强调礼治呢?我们所以强调礼治,是因为礼治贵在可以压制邪恶的念头,可以在细小行为上发生作用,使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向善行靠拢,跟罪恶远离。孔丘说:‘处理争讼,我同别人一样,希望世界上永远没有争讼。’身为君王,必须决定采取哪一种方式——法治还是礼治? 取舍一经确定,就应立刻在国家的安危上反应出来。……
        “秦始皇嬴政保护他的政权同子孙的愿望,跟商汤、周武相同。然而汤、武由于能推广他们的德行,就使他们的天下延续六七百年。可是嬴政不过十几年,就告覆亡。不是别的原因,只在商汤、周武跟嬴政的取舍不同。政权是天下巨大的宝物,把它放到安全的地方,它就安全;把它放到危险的地方,它就危险。实质上,政权跟宝物没有分别,在于天子把它放到哪里。汤、武把它放到‘仁’‘义’‘礼’‘乐’上……传子传孙数十代,这事天下都知道。嬴政把它放到‘法令’‘刑罚’上……大祸几乎烧到他自己,子孙全被诛杀,这事天下也都知道。是非因果,最为明显。
        “谚语说:‘处理建议条陈的方法,必须检查是否切实可行,发言的人,才不敢胡言乱语,不负责任。’有人说,礼治不如法治,教化不如刑罚。陛下为什么不很好地考察一下商王朝、周王朝、秦王朝的兴亡长短的历史?君王尊贵,好比高堂,官员们就是台阶,老百姓就是地面。陛下如果能居于九级台阶之上,由于远离地面,就更显得伟大。陛下如居于没有层次的台阶之上,由于接近地面,就自然显得卑微。越高越难登攀,越低越易诱发别人欺凌,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古代著名的君王,特别讲究制定等级。宫阶有‘公’‘卿’‘大夫’‘士’,爵位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有小吏,有平民。等级分明,天子高高在上。这样,他的尊贵,就没有人可以达到。
        “乡里有句俗谚:既要打死老鼠,又怕打坏瓷器。这是个绝妙的比譬。老鼠靠近瓷器,还不敢动手,担心瓷器受到损坏,何况靠近皇帝的大臣?历来都用礼义廉耻对待君子,可以杀掉他们,却不可以侮辱他们。脸上刺字的‘黥刑’,割鼻的‘劓刑’,都加不到大夫身上,因为他们距离君王不远。礼节规定:不准人查看君王御马的牙齿;践踏御马饲草的,也要加以惩罚……其目的都是为尊重君王。现在,王爵、侯爵,以及‘三公’都很尊贵,天子见了他们,也都改容礼敬。如果连古代君王所尊崇的‘伯父’‘舅父’也跟平民一样,施以‘黥刑’,‘髡刑’(剃光头),‘刖刑’(断脚),‘笞刑’(鞭打),随意诟骂他们,甚至在街头斩首,难道不是只有高堂,而没有台阶?侮辱杀戮行为,不是太迫近皇帝了?不培养大臣们的廉耻,岂不是认为掌握权柄的高贵官员,同低层差役一样,毫无羞耻之心?望夷宫事件(指赵高派人刺杀胡亥事)的发生,由于胡亥时代对皇族大臣用重法杀戮,已养成只管老鼠,不管瓷器的心理,所以才自食其果。
        “我听说,鞋子虽然全新,不放在枕头上。帽子虽破,不用来做鞋垫。一个人居于尊贵的高位,天子曾经改容礼遇,官吏平民也曾经俯伏在地,对他表示敬畏。一旦有了过失,罢黜也行,免职也行,诛杀也行,屠灭三族也行;假如把他们捆绑起来,用绳子拴起来,交给法官,在官府做苦工,听任低层的狱吏——看守卒、监狱官、审问官对他们诟骂拷打,这不是存心要做给老百姓看吗?卑贱的人如果深知尊贵高官一旦出事,就可以这样对付,这就违背了尊崇高官、礼敬贵族的本意了。天子经常敬重的人,就是平民经常崇拜的人,这样的人到死,卑贱的人都不应该对他们加以侮辱……有时候大臣犯了贪污罪而罢黜职位,并不说他贪污,只说他‘锅碗不干净’(簠簋不饰);有犯了强奸淫乱罪而处罚的,也不说他强奸淫乱,只说他‘帷薄不修’;有的官员昏庸马虎,不说昏庸马虎,只说他‘不能称职’。所以,对于尊贵的大臣,即使已经确定他有罪,仍不公开斥责他,还想办法为他遮盖掩饰。由于这个缘故,一旦上级谴责诘问,大臣立刻惶恐,改戴白帽,帽上悬挂毛缨,捧着一盆水,盆上放着宝剑,前往‘请室’(受理高级官员的特别监狱),没有人用绳子捆绑他,牵着他走。有轻罪的人,听到裁决,就自己毁坏衣帽,前往放逐的地方,不等人用绳子套住脖子。有重罪的,听到裁决,就遥向北面(皇帝)拜谢,跪下来自杀,君王不派人抓住他的头发按下来加以斩首。只是告诉他:‘是你自己犯有过失,我仍然保持你的尊严。’对待他们这样有礼,群臣才会因此自爱。
        “培养人的廉耻心,人才会看重自己的言行。皇帝用礼义廉耻对待群臣,群臣如果不能用节操报答,就不是人类。所以教化完成,那么大臣们就能做到:为人主而忘身,为国而忘家,为公而忘私,不轻易地避害趋利。他们一心向往的只是仁义……他们身为官员,只问是非,忘掉利害,严守规范,并遵循仁义。这样就可以授给他权柄,不必再加控制;可以托‘六尺之孤’,而完全信赖。这就是砥砺廉耻,力行仁义的结果。陛下这样做,对你有什么损失?不用投鼠忌器之法,却反而久行无陛级之事,应该叹息的,就是这个。”
        刘恒采纳了贾谊的建议,用心培养臣僚节操。因此,后来大臣们一旦有罪,都自杀,而不接受刑事审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