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庵全集
《定庵全集》是晚清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诗文集,龚自珍撰。龚自珍著述颇富,生前即编 《定庵文集》,世称“自刻本”。谢世后其子龚橙和友人魏源在龚自珍生前编定的基础上续编完成。有文录12卷,考证、杂著、诗词12卷,道光二十二年 (1842) 刊行。清同治七年 (1868) 自刻本已罕见,吴煦又刊印 《定庵文集》 分上、中、下3卷,后又有 《续集》 4卷,《补编》4卷,称 “吴刻本”。以后又出现邃汉斋校订本(时中版)、王文濡校编本(世界版)和国学扶轮社本等版本,均以 “自刻本”与 “吴刻本”为基础,加以增补扩充而成。1959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新整理、校订、编辑《龚自珍全集》,集中各旧版《定庵文集》的长处,加收海内公私诸家所藏佚文,改正了编年顺序,附上篇目异名说明,按文章类别分十一辑,附加了 《年谱》、《年谱外纪》和诸家序跋,是目前最完善的版本。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
龚自珍(1792—1841)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合(今杭州) 人。幼深受汉学熏染,从外祖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习文字学。鉴于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究心经世之务,不甘埋首考据。后在京从刘逢禄习《公羊春秋》。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任礼部主事。道光十九年(1839)辞官南下,两年后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生平主张通经致用,强调道、学、治不可分割,力辟烦琐虚谈。蒿目时难,关心国事,发为文章多指砭时弊之作。揭露晚清社会的衰败腐朽,提出“更法”“变功令”的改革主张,开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的风气。其文奥博纵横,诗词瑰丽奇肆,风格清新,自成一家,有 “龚派”之称。一生著有300多篇散文,近800首诗词,后人编为 《龚自珍全集》。
中华书局版《龚自珍全集》分上、下两册,共十一辑。依次为政治和学术论文、碑传和纪事、书序和题录、金石题跋、表启笺、佛学论著、韵文、语录、编年诗、已亥杂诗、词,共约45万余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揭露和批判晚清社会的衰败和腐朽,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是《龚自珍全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反映这一内容的政论有《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平均篇》、《乙丙之际塾议》、《壬癸之际胎观》、《古史钩沉论》等,此外 一些寓言式小品文和诗歌也反映了这一内容。在这些诗文中作者指出晚清社会已处于“四海变积气”的衰世,清朝统治就像 “将萎之华,枯于槁木”,整个社会“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奚暇问年岁?”“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旧传统旧礼教如迫人“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君权太重,专制甚烈,朝廷 “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群臣无所适从,动辄得咎,使得官僚士大夫苟且、谄媚、寡廉鲜耻的情况有增无减。朝廷崇尚的学问与现实完全脱节,“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知识分子或皓首穷经,或缄默不语。“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暴风骤雨就要来了。其次,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要求变革也是《龚自珍全集》的又一重要内容。作者立足当世,联系历史,肯定了改革是社会前进的必由之路,发出了 “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转移”的呼声。他向清朝统治者发出警告:“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但作者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里,还提不出任何新的改革实际主张,因此在其文章里,改革主张常常是“仿古法而行之”。热情歌颂商鞅、王安石等人在历史上的改革,以复古为解放。在《平均篇》中,作者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是 “大不相齐”,主张 “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在《农宗》一文中提出用家族宗法的社会组织形式来调节土地分配,以克服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的矛盾。“何敢自矜医国 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作者虽没有直接提出新的改革方案,但他期待狂风和春雷冲击,渴望打破沉闷的局面,高歌“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其三,研究西北及边疆地理,主张反对外国侵略的文章在 《全集》中也占了一定篇幅。像《西域置行省议》、《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阮尚书年谱第 一序》以及《说居庸关》、《说张家口》等就是这类文章中的名篇。在这 一类文章中,作者坚决主张抵抗外来侵略,主张移民实边,建议在新疆建立行省,加强清王朝对西北边远地区的控制管理。鸦片战争前,东南沿海出现了新形势,西方殖民势力对我国东南沿海构成威胁,鸦片源源输入,“丧金万万,食妖大行”祸害无穷。作者在一系列文章中都表示支持严禁鸦片,支持林则徐在广东发起禁烟运动,并对之寄托了殷切期望。这些研究论述西北及边疆地理的文章是作者敏锐的目光和炽热的爱国热情所浇铸而成的。《全集》中文学作品也占了很大部分。300多篇散文中除了政论和经论外,还有不少寓言小品,游记、碑传序跋,像《捕蜮第 一》、《病梅馆记》、《说京师翠微山》、《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都各具特色,文学价值很高。《全集》中诗词分为“编年诗”、“己亥杂诗”、“词”,各分为三辑。《己亥杂诗》315首,是一大组七言绝句,是作者 一生思想、生活、感情的记录,或抒渲悲愤之意,或描绘彷徨之情,或揭露统治者丑行,有的托意,有的直写,无不清俊动人。
《定庵全集》倡通经致用,辟琐文虚说,讥切时弊,诋排专制,以经术作政论“开士大夫慷慨论天下事”的风气,在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巨大影响。这些诗文与国家危亡,人民痛苦紧密联系,以文论政,以经术论政,以诗歌论政,巧妙地把思想内容熔铸到典型的艺术形象中去,达到了思想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其风格多样,其文辞多采,不拘一格,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脱,形成了他自己的诗风与文风。从龚自珍的“士大夫议政”到康有为的“布衣改制”,从龚自珍的“以经术作政论”到康有为的“托古改制” 足见龚自珍所开的士大夫议政的风气影响深远。在文学上,龚自珍的散文以其清新独特的风格“不但在内容上,远远超过了桐城派古文,即在形式上、技巧上和桐城派古文也有很大区别。”(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他的诗歌也开创了新的风气,对以后的诗人黄遵宪以及南社诗人柳亚子、宁调元、苏曼殊等均有影响。梁启超在论述清代学术发展时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这是对《定庵全集》的高度评价。
龚自珍(1792—1841)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合(今杭州) 人。幼深受汉学熏染,从外祖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习文字学。鉴于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究心经世之务,不甘埋首考据。后在京从刘逢禄习《公羊春秋》。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任礼部主事。道光十九年(1839)辞官南下,两年后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生平主张通经致用,强调道、学、治不可分割,力辟烦琐虚谈。蒿目时难,关心国事,发为文章多指砭时弊之作。揭露晚清社会的衰败腐朽,提出“更法”“变功令”的改革主张,开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的风气。其文奥博纵横,诗词瑰丽奇肆,风格清新,自成一家,有 “龚派”之称。一生著有300多篇散文,近800首诗词,后人编为 《龚自珍全集》。
中华书局版《龚自珍全集》分上、下两册,共十一辑。依次为政治和学术论文、碑传和纪事、书序和题录、金石题跋、表启笺、佛学论著、韵文、语录、编年诗、已亥杂诗、词,共约45万余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揭露和批判晚清社会的衰败和腐朽,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是《龚自珍全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反映这一内容的政论有《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平均篇》、《乙丙之际塾议》、《壬癸之际胎观》、《古史钩沉论》等,此外 一些寓言式小品文和诗歌也反映了这一内容。在这些诗文中作者指出晚清社会已处于“四海变积气”的衰世,清朝统治就像 “将萎之华,枯于槁木”,整个社会“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奚暇问年岁?”“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旧传统旧礼教如迫人“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君权太重,专制甚烈,朝廷 “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群臣无所适从,动辄得咎,使得官僚士大夫苟且、谄媚、寡廉鲜耻的情况有增无减。朝廷崇尚的学问与现实完全脱节,“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知识分子或皓首穷经,或缄默不语。“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暴风骤雨就要来了。其次,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要求变革也是《龚自珍全集》的又一重要内容。作者立足当世,联系历史,肯定了改革是社会前进的必由之路,发出了 “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转移”的呼声。他向清朝统治者发出警告:“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但作者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里,还提不出任何新的改革实际主张,因此在其文章里,改革主张常常是“仿古法而行之”。热情歌颂商鞅、王安石等人在历史上的改革,以复古为解放。在《平均篇》中,作者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是 “大不相齐”,主张 “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在《农宗》一文中提出用家族宗法的社会组织形式来调节土地分配,以克服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的矛盾。“何敢自矜医国 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作者虽没有直接提出新的改革方案,但他期待狂风和春雷冲击,渴望打破沉闷的局面,高歌“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其三,研究西北及边疆地理,主张反对外国侵略的文章在 《全集》中也占了一定篇幅。像《西域置行省议》、《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阮尚书年谱第 一序》以及《说居庸关》、《说张家口》等就是这类文章中的名篇。在这 一类文章中,作者坚决主张抵抗外来侵略,主张移民实边,建议在新疆建立行省,加强清王朝对西北边远地区的控制管理。鸦片战争前,东南沿海出现了新形势,西方殖民势力对我国东南沿海构成威胁,鸦片源源输入,“丧金万万,食妖大行”祸害无穷。作者在一系列文章中都表示支持严禁鸦片,支持林则徐在广东发起禁烟运动,并对之寄托了殷切期望。这些研究论述西北及边疆地理的文章是作者敏锐的目光和炽热的爱国热情所浇铸而成的。《全集》中文学作品也占了很大部分。300多篇散文中除了政论和经论外,还有不少寓言小品,游记、碑传序跋,像《捕蜮第 一》、《病梅馆记》、《说京师翠微山》、《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都各具特色,文学价值很高。《全集》中诗词分为“编年诗”、“己亥杂诗”、“词”,各分为三辑。《己亥杂诗》315首,是一大组七言绝句,是作者 一生思想、生活、感情的记录,或抒渲悲愤之意,或描绘彷徨之情,或揭露统治者丑行,有的托意,有的直写,无不清俊动人。
《定庵全集》倡通经致用,辟琐文虚说,讥切时弊,诋排专制,以经术作政论“开士大夫慷慨论天下事”的风气,在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巨大影响。这些诗文与国家危亡,人民痛苦紧密联系,以文论政,以经术论政,以诗歌论政,巧妙地把思想内容熔铸到典型的艺术形象中去,达到了思想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其风格多样,其文辞多采,不拘一格,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脱,形成了他自己的诗风与文风。从龚自珍的“士大夫议政”到康有为的“布衣改制”,从龚自珍的“以经术作政论”到康有为的“托古改制” 足见龚自珍所开的士大夫议政的风气影响深远。在文学上,龚自珍的散文以其清新独特的风格“不但在内容上,远远超过了桐城派古文,即在形式上、技巧上和桐城派古文也有很大区别。”(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他的诗歌也开创了新的风气,对以后的诗人黄遵宪以及南社诗人柳亚子、宁调元、苏曼殊等均有影响。梁启超在论述清代学术发展时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这是对《定庵全集》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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