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仙外史》

吕熊

又名《石头魂》。清初长篇小说，一百回。

作者吕熊(约1640——约1722)，字文兆，号逸田叟，苏州府昆山县(今属江苏)人。他出生于明末清初社会大变动时期，其父吕天裕富有民族气节，对满清统治者采取不合作态度，并要他以医为业，不参加清王朝的科举考试。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吕熊自幼喜爱文学，博览群书，遂成饱学之士。他性情孤傲，倜傥不群，游历各地，始终没有出仕。晚年撰成《女仙外史》一书，集中表现了他的历史观和社会观。其著作尚有《诗经六义解》、《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等。

《女仙外史》是一部别具一格的长篇小说，具有独特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

首先，作品按照“褒忠殛叛”的创作主旨，对明代初期燕王朱棣以武力取代其侄建文帝的历史题材作了独特的处理。建文帝与朱棣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削藩与反削藩，即中央王朝加强集权与诸王拥兵割据的斗争。由于种种原因，朱棣成为斗争的胜利者，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严密控制言论，把自己的反叛粉饰为意在“清君侧”的“靖难”，把自己窃据帝位吹嘘成“受天之命”，而把忠于建文帝，支持削藩的大臣诬蔑为 “奸臣”。朱棣死后，被谥为“太宗文皇帝”，后又追尊为“成祖”，其子孙一直世袭帝位，他那套扬己抑人、欺世盗名的论调便流行明代二百数十年，写入“正史”，似乎成了定论。然而，吕熊却一反 “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封建专制逻辑，毅然与“正史”相抗，大胆地翻了三百年的旧案。在作品中，他始终不承认朱棣的合法性，直斥其为叛逆，在写到朱棣即帝位之后仍称之为“燕王”，并将依附朱棣的文臣武将斥为“叛臣逆子”，而对忠于建文帝的“忠臣义士”则大加歌颂，表现了他对历史的评价。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竭力鞭挞从北方南下的燕军，热情褒扬以金陵为根本的“王师”，有意无意地令人联想到从北方南下攫取全国政权的清军和坚持反清二十年的南明政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寄托了作者的民族感情。《女仙外史》之所以“触当时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作品以主要篇幅，从独特的角度，着重描述了唐赛儿一生的业绩。历史上的唐赛儿，本是永乐年间山东农民起义的领袖，其斗争锋芒直指封建统治阶级。尽管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却使明成祖惊恐万状。他不仅大骂唐赛儿为十恶不赦的“妖妇”，而且“以唐赛儿不获，虑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七中”，竟下令“尽逮山东、北京尼，既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简直把这位民女视为洪水猛兽。而在《女仙外史》中，作者却把唐赛儿写成九天下凡的嫦娥，堂堂正正的仙女，起义勤王的领袖，一个身系天下安危，值得崇敬讴歌的正面形象。显然，吕熊并不理解唐赛儿起义，就像《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水浒后传》作者陈忱并不理解宋江起义一样。和施耐庵、陈忱一样，他把唐赛儿也纳入“忠义”英雄的范畴，而其推崇赞美之情则明显超过了施耐庵和陈忱，施耐庵把梁山一百零八将说成是天罡地煞出世，吕熊则把唐赛儿写成是奉天帝之命下界掌劫的女仙; 陈忱让李俊当上了海外小邦的国君，吕熊则安排唐赛儿成为威行中原的“摄政帝师”。作者如此肯定造反英雄，为之树碑立传，表现出与官方唱反调的胆识。在统治者竭力提倡封建纲常名教的清初，这大概也是《女仙外史》“触当时忌”的原因之一。

再次，作品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暴虐残酷。书中写到朱棣占领金陵之后，展示了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先下令清宫三日，杀戮妃嫔阉寺人等几尽，然后视朝”;杀胡闰，“以灰蠡水浸脱其皮，剥下来揎之以草，仍旧缝作人形，悬于武功坊示众”;杀司中，“将公牙齿箝尽，又以铁帚刷扫，肌肉糜烂，至露筋断骨而死”;杀暴昭，“以刺刀刺入喉中，剜公之喉，又断公之手足”，“复断其脰，细锉死尸”;杀铁铉，“割公之耳鼻，以火炙之，纳公口中”，“寸磔至死”，又“令舁大镬至，熬油数斛，投公尸于其中”……杀方孝孺，他开了“诛十族”的恶例;杀景清，他又发明了“瓜蔓抄”这一毒辣的株连手段……如此凶残地对付政敌，实在令人发指! 在他那个“永乐”年号的背后，真是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这类酷刑是明朝的事实，也是封建王朝镇压敌方的惯技，作品指斥的是朱棣，读者却从中看到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卑劣和酷虐。

在艺术上，《女仙外传》也具有引人注目的特色。

(一) 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神魔小说的奇妙结合。由于创作主旨的需要，作者在“实”与“虚”的结合上作了一番苦心经营。一方面，对于建文帝与燕王斗争的始末经过，作者采取写实的原则，力图写出事件的本来面目。从建文帝酝酿削藩，朱棣起兵相拒，到双方攻守之势的转化，再到燕王篡位，大肆屠戮政敌，主要情节大都于史有据，甚至被害者的姓名、职官、被害的经过，都一一取诸史籍，这是典型的历史演义的写法。另一方面，对于唐赛儿的业绩，作者则抓住一点由头驰骋想象，放手进行虚构。历史上的唐赛儿起义，本来爆发于永乐十八年(1420)，未几即遭失败，作品却把它提前到建文四年(1402)，并一直延续到朱棣死去那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唐赛儿起义本来只限于一隅，仅短时间控制了诸城、即墨，作品却把它写得声势浩大，让义军占登、莱，夺胶州，定都济南，平定淮北，甚至大举北伐，使朱棣政权危在旦夕。在作者笔下，原本是农民林三孀妻的唐赛儿不仅容颜秀丽，而且智慧超群，文韬武略，无不精通，深受广大将士的崇敬;那些被朱棣夷灭三族的忠臣义士，都有大难不死的儿女，成了唐赛儿麾下的文臣武将。虚实相生，亦真亦幻，犹感未能畅意，又将朱棣和唐赛儿分别说成是天狼星和嫦娥下凡，并请来许多神仙妖魔，为双方助威效力，给作品抹上一层神魔小说的色彩。这一切，使整部作品恍惝迷离，表现出瑰炜奇幻的风格。

(二) 结构巧妙完整。与上述这种瑰炜奇幻的风格相适应，作品在结构上颇有章法。一方面，作品在描写唐赛儿的生平业绩时，做到了首尾照应，层次分明。全书一百回，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前14回为第一部分，写唐赛儿的出生来历、习文修道和惠济一方的作为;第15回至24回为第二部分，插写朱棣起兵叛乱，颠覆建文帝政权的经过，以为唐赛儿“起义勤王”的背景;以后76回的巨大篇幅为第三部分，写唐赛儿屡败燕军，威震天下，出师北伐的赫赫勋业。这样的结构，虚实交融，在艺术上给人以完整的印象。另一方面，作品在处理虚实关系时掌握了适当的“度”。书中所写的唐赛儿那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大多出自虚构，但唐赛儿其人及其起义的基本队伍董彦杲、宾鸿等部，起义的根据地卸石寨等等，却是于史有据的;投奔唐赛儿的那些“忠臣义士”的后代虽系杜撰，但都事出有因;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没有只图一时痛快而改变史实的基本轮廓，小说最后的结局是：燕王猝然身亡，赛儿白日飞升，勤王大业冰消瓦解，燕太子(即明仁宗朱高炽)继承帝位。这样，通过情节的大起大落，使浪漫主义想象最终与史实合榫，也维护了全书艺术上的完整性。

(三) 战争描写变化多端。通观全书，有关征战的情节占了一半以上。为了写好这类篇章，避免简单化、雷同化，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作了努力：其一，着力突出人谋的作用。书中神仙妖魔纷纷出场，斗法斗宝前后相踵，但在作者心目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是人的力量和智慧。在写燕军南下之役时，作品着重表现了朱棣之善于出奇制胜和朝廷之指挥失当、将帅无能，合理地解释了燕军以少胜多的原因。而在描写唐赛儿起义勤王时，作品更是突出了唐赛儿和吕军师的过人智谋： 义军初起，青州都指挥使高凤来攻，吕军师故意示弱，使敌骄惰，又命人诈降，诱敌入彀，一举歼之，并乘机夺了青州;以后义军攻城略地，也大都靠计谋取胜。清人刘廷玑赞曰：“书内拔城三十有八，从不用火炮、石炮、云梯、冲车之类，唯默运智谋而得，绝无矫强，更不雷同。此为大奇。”其二，对战术、阵法的描写力求翻空出奇。书中写战术运用，或单兵独斗，或集团混战，或设伏，或用间，或火攻，或水淹，或虚张声势，或装神弄鬼，五花八门，煞是好看。至于阵法，书中写唐赛儿创制了“五行阵”，又名“七星阵”，“其法即前后左右中五军，中央为土，东方为木，西方为金，前为南为火，后为北为水：为五行之正气，乃正兵也;南之前有先锋一营，北之后有护军一营，左右各有二哨：为五行之余气，即为奇兵……”其变化应用虽不像作者所说那样神妙，但在古代的作战条件下，仍然反映了力争主动、克敌制胜的军事原则。其三，对将领武艺的描写时见新颖别致。如第24回写唐赛儿考校诸将武艺，命人在百步之外悬一龙眼大铜圈，新到的将领“小皂旗”射出连珠二箭，“悉透圈中过去”;另一将领楚由基在马上翻身背射，也从圈中穿过;女将满释奴则掏出铁丸，连掷三弹，弹弹命中。这样的描写，颇能给人以美感。刘廷玑云：“小说言兵法者，莫精于《三国》，莫巧于《水浒》。此书则权舆于阴符素书之中，脱化于六韬三略之外，绝不蹈陈言故辙。虽纸上谈兵，亦云奇矣”。客观地说，作品的战争描写还不够深刻，书中唐赛儿的胜利往往来得过分容易，反而冲淡了战争的复杂性;但是，与《杨家将演义》、《薛家将演义》、《说唐》、《说岳》等影响颇大的作品相比，吕熊在战争描写上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其水平也明显地高出一筹。

(四) 语言通俗、流畅。全书叙述语言颇为顺达，时有酣畅淋漓之笔。如第24回写瞿雕儿打虎一段：“那虎见有人抢来，便迎面一扑。雕儿向右侧一跳躲过，猛虎扑了个空，前两爪搭在地下。雕儿乘势揪住了猛虎的脖子，左脚踏住前胯，右手赛铁箝的两指，用力向虎眼一挖，‘格擦’一响，把两个眼珠子抠出。猛虎负痛，挣扎不得，前爪在地乱扒，扒成一个小窝。雕儿愈加用力按入窝内，又将两指抠了猛虎鼻孔，向上一扯，两个鼻孔双双尽裂。猛虎前半身动弹不得，只把后股两爪乱扒沙土，又旋了个窝儿。被雕儿双手按住虎项，放下左脚踏地，将右脚用力在虎肋乱踢，踢得肋骨断折，僵卧不动。”寥寥二百余字，写得节奏明快，气势飞动，几可步武《武松打虎》! 此外，书中对话也相当生动，在同时代的作品中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女仙外史》在艺术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尽管作者竭力突出唐赛儿的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却是神仙之气太多，肃杀之气太重，高高在上，威风凛凛，而缺乏人的思想感情，因而缺乏血肉，缺乏个性的光彩，更谈不上典型化了。这样的形象，最多使人觉得可敬可畏，却不可能使人觉得可亲可爱。这既是由于作者笔下的唐赛儿与实际生活相距太远，也是受作者的思想境界和美学观点局限的结果。书中众多的人物，大都匆匆来去，缺少性格描写，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深。其次，作者常常抑制不住逞才炫博的欲望，动不动就大发议论，这些议论多数并不警策，反而隔断了文气，损害了叙事的效果。再次，作者在叙事中有时带有猥亵之笔，在对话中每每夹以无聊的插科打诨，这也表现出比较庸俗的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