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吴衙内邻舟赴约》

小说正文叙北宋神宗年间事，但与宋元早期话本古朴的语言风格异趣，郑振铎推定为元明间的作品。胡士莹则认为： “本篇疑出冯梦龙手笔。” (《话本小说概论》) 冯氏又将此故事收入其《情史》。明人汪廷讷根据这一故事编成《彩舟记》传奇，今载《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此外还有据此改编的传奇数种，如王翊的《红情言》、史槃的《吐绒记》等，并载于《古本戏曲丛刊》三集。

在“三言”众多的言情之作中，这篇小说是颇具特色的一篇。首先，在描写男女爱情时，作者并没有对爱情的深层内涵加以开掘，男女主人公吴衙内(吴彦)、贺小姐(贺秀娥)之间萌发的只是一种一见倾心式的爱情，郎才女貌是两情相悦的媒介。这是当时社会中青年男女所能企求的最圆满爱情理想。人们并未从这种情爱中发现多少精神内容，但恰恰是这种基于人的本能要求的情欲，最鲜明地体现出当时人们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其次，在展示这种情欲时，作者并未作粗俗低劣的描绘，而是着力揭示它与封建伦理纲常、规范习俗所发生的深刻矛盾，从而引发出一系列喜剧冲突与滑稽场面。小说的喜剧风格与情节构置完全建立在这一基本的矛盾冲突之上，因而能启迪人们在忍俊不禁中认识封建礼法纲常的压抑人性的本质。

小说的前半部分着重对男女双方“咫只天涯”的恋情进行渲染。作者特意安排两船因风浪之故相傍而泊，而且两船的主人又有通家之好。如果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双方的子女由结识而至交往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在那样一个社会中，近在咫尺却只能望眼欲穿，更不要说互通款曲了，大有“蓬山此去无多路”却“更隔蓬山一万重”之概。这就相当尖锐集中地揭示出这种社会伦常的悖谬。但这仅是事件的起因。小说的后半部分则以夸张的笔法描绘“男女之防”所引出的轩然大波，具有浓厚的喜剧色彩。作者在前半部分特意交代吴衙内的过量食欲，以为伏笔，后来这一细节就成了触发一系列喜剧冲突的关键。按理说，在弹丸之地的船舱中发生小姐藏公子这样的风流韵事，定是破绽百出，再加上吴衙内特大的胃口，是极易暴露的。但贺氏夫妇却浑然不觉，只以为女儿得了怪病，于是求医问卦，忙个不亦乐乎。中间又插入对三个庸医丑态的大段描写，他们的信口雌黄只落得被贺小姐背地冷笑。这些描写并非闲笔。如果仅仅将这些理解为对庸医的讽刺，那还只是触及了问题的表层。对庸医的漫画化与对贺氏夫妇的夸张描绘，目的都为了说明，封建道德规范视性爱为一种原罪，由忌恨到讳言，乃至形成一种冷漠的心态：父母可以关心子女的冷暖痛痒等各种需求，唯独不会去理解、考虑他们的性爱要求;医生更不会去探求人的潜意识中的性心理，其结果只能是信口乱道，不着边际。久而久之，这个领域从危途、禁区逐渐发展到被人们完全忘却，积淀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这确是我们小说研究中值得探索的问题。上述的漫画式的描绘正是这种悲剧的喜剧化表现。小说最后写吴衙内不慎打鼾而败露真情，这一自我暴露的情节意在表现周围人们的麻木不仁，为这一喜剧添上了最后一笔闹剧的色彩。小说以这种喜剧式的揶揄，对道学家鼓吹的“天理”下了一个极好的针砭。

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在表现“人欲”向“天理”的冲击时，对女主人公的描绘更为丰满，人物形象更具光彩。小说中的贺小姐远比吴衙内果敢主动，有胆有识。自她倾心于吴衙内后，作品通过大段的心理描写表现她爱情的炽烈，后来又通过梦境进一步展现她的执着追求。梦醒之后，又是她主动邀约吴衙内，为了幽会又将丫头灌醉;及至开船，吴衙内惊惶失措，一筹莫展，又是她镇定自若，设计应付。此后在与父母、丫环、医生等的周旋中，处处表现出她的聪明与胆识，尤其在发生了吴衙内大食量事件之后，她依然应付裕如，事情败露后，又以一席话说得母亲哑口无言。其品格才能压过须眉。相比之下，吴衙内只是一个被动的陪衬角色，有时甚至显得庸懦、窝囊。作者的这一处理，意在强化作品的反传统力度。相对男子而言，女子受所谓的“天理”压制更甚，情与欲对女子来说是无分的，有情已属大逆不道，更不用说去追求爱情的权利了。而作者偏要着力表现女子对爱情大胆主动的追求，这比通过一个男子来表现“人欲”对“天理”的抗争更为深刻有力。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话本、戏曲的爱情故事中，不少女主人公往往较男主人公更有光彩，更为动人。无论是莘瑶琴还是杜十娘都是如此，而《牡丹亭》 中杜丽娘竟至为爱情而出生入死，堪称这一系列形象中光彩熠熠的典型。

最后应当指出，我们对这篇小说的反传统意义也不能估价过高。由于时代的局限，这种反传统的力量始终未能突破封建伦常的框架。作者有意识地将吴、贺的偷情纳入这一框架，从未越过雷池一步。首先，正文前的入话就颇可玩味。这则入话写南宋秀才潘遇进京会试，本来命中注定要高中状元，却在客舍与店主之女私通，约以成名之后，娶为侧室，不意竟因此而丢了状元，落第而归，郁郁而终。作者指出：“大凡行奸卖俏，坏人终身名节，其过非小。若是五百年前合为夫妇，月下老人赤绳系足，不论幽期明配，总是前缘判定，不亏行止。”显然，作者要以这则入话与正文相映照，以潘遇之过错来反衬吴、贺之正当。作者用“定命论”的锦被将一切盖过，于是偷情反成了美谈，这就是鲁迅先生所指出的： “作者是寻到了更大的帽子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接着，在正文中又写到贺司户一见吴衙内即赞其人品，欲招为婿;事发之后，又借贺夫人之口说出“原是门当户对，独怪他不来求亲，私下做这般勾当”之类的话。最后，又以吴衙内高中科第，夫荣妻贤来补足这一段美满姻缘。于是这一婚姻以它本来应该有的完满结局而告终，唯一的不妥只在于它所采取的偷情的形式，而本质上于纲常名教无悖。这是作者的良苦用心所在，也是小说不可避免的局限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