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虞育德》

《外史》情节发展的总体布局呈上升下降型花序结构状。但总用几回的篇幅围绕一个中心，又形成较明显的有起迄的段落，就局部而言又是伞型的。一团人围成一个伞型，下去了，再来一个，从总体上看又是“几把伞”串起来的花序结构，是以几个展室为中心的开放型的橱窗展览式结构。可笑与严肃交替发生，展览了诸型态的丑陋之后，引入真儒，真儒与假名士一样也形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的中心，便是“特笔大书第一人之虞果行”。又由他主持了一个全书中情绪、观念的大高潮：祭泰伯祠。“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祭泰伯祠是书中第一事”。他就成了无数个小伞型围拱而成的大伞型的中心。如同《三国演义》写孔明出山一样，这位虞真儒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作者从布局上为虞的“神圣临凡”作了充分铺垫。表现了作者对此公的满腔热情，像罗贯中希望孔明能鼎持天下一样，吴敬梓也希望虞真儒的礼乐教化能为末世之一救。

但作者没有用高度理想化的笔墨去“状诸葛之多智”，而是用非常平实的笔调写了虞博士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经历和他那平凡中的“伟大”情怀。几乎用的都是极简短的陈述句：“就进了学”，“就娶了亲”，“就去到馆”，“又过了两年”，“又过了三年”。一派按部就班，随遇而安的气韵。他坐馆挣钱，还给巡抚代作诗文，没馆坐了，也“心里焦不足”。但他有一绝，不中，不悲;中了，也不喜。将外在的“形而下”的东西与内在的形而上的东西、职业与事业分得很清。中了进士，别的年岁大的人都“少写岁月”，惟他“写的是实在的年庚，五十岁”，因此而放了闲官，他也不惋惜。这个形象的神韵，简言之就是“真”。他讲求些呆而真、真而呆的死理：祁太公说他积了阴德，他说既然别人知道了就不是阴德。别人劝他应征辟，再辞皇帝，“更见老师高处”，他说求人去荐是没品行，又去辞，那“求他荐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这叫做甚么?”这种“真”是那到处泛滥的伪妄风习的对立面，作者极力标举它，正是为了寻找迷失了本性的人的存在依据。说这是种平凡的伟大不算过誉，不过这种真朴冲淡是作者的理想。虞博士的原型吴蒙泉是个有牢骚气的人。什么“君能知我才堪此，臣不如人壮已然”、“老尝蔗境甘犹少，春到梅边暖不多”等等，在他的《会心草堂集》中是比较容易就能读到的，他的“坐拥湖山化雨天，人称散吏宛如仙”是种自我解嘲。“文以勖固穷，诗以慰风雨”;“凉蝉抱枯叶，孤雁鸣长风”也说明着他的“冲淡”来之不易。作者汰除了原型身上的“犹未浑化”的因素，让虞博士成为“浑雅”的古儒、真儒。虞博士遂成为朴实敦厚、能实践道德意志的人物，也可以说是儒家社会中的理想人格。作者想确立这个形象的伟大意味正在这一方面。

不过是平凡而不是伟大成就了他的“浑雅”。虞博士是那种“惟大英雄能本色”的本色英雄。作者写出了他的常人特征。他开释有小过的监生，也答应同僚照顾武书的请托。前者在一般的官中是罕见的，那种体谅人的态度是正格的“推己及人”的恕道。后者却是官场中的常情，幸好武书是个有些才情真性的好人，否则会使虞博士清名有玷。这位大贤非常理解杜少卿：“他风流文雅处，俗人怎么得知!”他转让少卿作挣钱的诗文，又坦然地说出“我还沾他的光”，从中截取了好处费。他不以科名介怀，却终生不放弃举业，他不追慕官位，又把作官当成糊口的手段。不仅没有羽扇纶巾的仙风道骨，还给人家看风水。这些“微瑕”，增强了形象的真实性、可感度，使他成为真玉。这样处理，不但显示出作者呼唤坦诚的道德用心，提倡示以本色的道德标准，而且正是这用心和标准使贤人获得了真实的艺术生命。

虞博士在平凡而琐碎的生活中，既没有陈腐的学博气，也没有傲慢的进士气，更没有无聊的假名士气。他既无虚幻的热情，又无僵硬的理性，襟怀冲淡，自然文雅。它是儒家社会中的真实的理想人格，他的以“真”为本色，既独善又兼济的人生态度，被作者奉为健全合理的人生态度。作者塑造这一形象完成了自己的哲学陈述，宣扬着作者人应当独立自足，澄怀肃穆，不为外物所囿，又恰能化育愚暗的众生的人生哲学。这种意图不但从对这个人物的命名：“育德”(字果行)能够看出，而且借余大先生之口说得十分明白：虞博士“真乃天怀淡定之君子。我们他日出身，皆当以此公为法”(第46回)。

作者像明清间的所有进步思想家一样，抨击诅咒的是假道学，对真儒学还是抱有信心的。虞博士厚道、体恤人的情怀，助人不望报，甚至不让人知的宽大仁厚的情怀，都真正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朴素人道主义精神。作者表彰他这样的真正信奉儒家精义，能“葆真素”的真儒，就是为了树立矫正伪妄世界的道德楷模，为了建立批判伪妄世界的价值尺度。最起码反衬出那些“借圣言而躬恶行”，“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 的诸色败类对圣学的“商贾”态度：一边搔痒，一边叫唤上帝(圣人)的名字，实用、作样两不误。对圣像，合用拿来祈祷，不合用拿去盖瓦罐。从小说作法上说这叫“相形法”。

然而更残酷的是由于历史的发展，“真儒”失效了。述而不作的虞博士无法像孔子那样综旧典而开新风了，他那弘扬仁智，振兴礼乐的正宗儒学的事业除了在同道间获得些自我慰安，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变化。法国那个写《人间喜剧》的人借书中人发表宣言：“世界一向就是这样的。道德家永远改变不了它”(《高老头》)。而中国这个写“人间喜剧” 的却深信道德能拯救世界。在这个真儒身上灌注了过量的“寻根”热望，以致于使这个形象的“古老性”成了突出标志。但现实主义的真诚使作者无法从实际生活中给这个形象缀补出浪漫活泼的神韵，古色古香的淳儒终于拒绝了生气勃勃，尽管他是个真人，不是纸人，但其肩负的文化品格却失掉了活跃的生命感动，他的生活和思虑很纯正，纯正得几乎可以说处在昏昏欲睡的单调之中。

一个逻辑上非常完整、坚定的性格，他的发展一定是十分贫弱的。这个普遍的“造形”规律，不幸也被虞果行体现了。闲斋老人评论写虞的笔墨时说：“此篇纯用正笔、直笔，不用一旁笔、曲笔，是以文字无峭拔凌驾处。然细想此篇最难措笔，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纯正无疵，如太羹元酒，虽有易牙，无从施其烹饪之巧。” (卧闲草堂本第36回评语) 真是说透了个中甘苦。

仅就虞博士这个人物的个性而言，他既远离了可笑，也远离了可悲，这位真儒已超越了这些常规苦恼，已经是个相当自足的“完品”了。倒是作者本人在铺叙贤人和煞有介事的“古趣磅礴”的大祭时，是既可笑又可悲的。简言之，“正值”的东西过了火，也是滑稽的。作者过分的严肃隆重，也显得有些痴愚了，同样有了产生喜剧的“热情原则”，大祭场面的描写，连语言也不是诗的语言了，而是一篇流水帐的仪注，真儒虞博士也成了木偶之一。这是一代高手的“失手”，它倒说明着精神徬徨的作者迫切寻找“秩序”的悲剧。

作者是相当冷峻、客观的，他绝不在心造的“理想国”中自欺、满足，哪怕他认为那个理想国是天国。他告诉世人：“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他告诉人们，追求功名富贵而坏了“文行”的诸色人等是怎样变成了虚妄的存在、名利的奴才、道德上的罪人。他在古老朴实的礼乐制度寻找道德自救的精神力量，也希望振作“兵农”改良社会，他满怀深情地提交了这个“补天”良策，又同样满怀深情地写出补天的失败、理想的陨落、贤人的流散。等王玉辉“为纪伦生色”，像上帝献出儿子一样献出了自己的女儿，来到南京这东南礼教“重镇”时，泰伯祠已尘封朽败，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虞博士、迟衡山、武正字到别处“做官”去了，其实应该说是到别处漂泊去了。杜少卿追随虞博士，也漂泊到浙江去了。作者让王玉辉这样的勇于牺牲女儿的“礼教父亲”目击礼乐事业的封存，转告世人礼乐贤人流散的结局，大概没这样的讽刺意味：大闹节孝祠的方盐商辈是领导潮流的英雄好汉，而虞博士、王玉辉是“不量敌而进”的蠢夫或僵化顽固的笨伯。不能这样的提出问题和理解问题。如果说有讽刺意味，那也是作者在讽刺导演了如斯场面的生活本身，而不是讽刺了真诚的虞、王等人。毋宁说作者悲痛地宣布了一项残酷的事实：古典道德文化世界到底不可能重建了。随之隐含着一个有关生命课题的巨大疑问：那，应该如何建立一项生命原则或道德规范来作为人类的精神支柱?

吴敬梓不是那种十分憎恶其社会并且认为没有改变的希望的悲观的作家。他尽管写了贤人的流散和奇人的悲凉，但仍然相信向善是人们存在的绝对价值，他不让读者滋生猴子永不能成为人的绝望，而是让人们自己去铸造理性自赎、道德自救的方舟。

这是一种不计成败的信仰，是中国知识分子源远流长的一个信念，也是中国伦理型文化在古典小说中最强有力、最真诚的一次“果行”。也因此虞博士未能成为“时代精神传声筒”，倒成了先秦儒风的一个稀薄的回声。尽管作者不会让他宣布“学我者病”，倒是呼吁人们以他为法，然而步武其后者却寥若晨星。作者是坚强的，他执意申说着：现实背叛了贤人，而圣者是慈心不负凡尘的。这样对虞真儒意义的领会也就成了良心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