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拍·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这篇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1。

小说的故事源于周元玮的《泾林续记》。但与原著相比，凌濛初作了较大的改动。他不仅改变了主人公的姓名，添加了许多情节，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作品的主旨。在《泾林续记》中，周元玮把闽广的一些泛海商人视为 “奸商”，予以否定。在凌濛初的笔下，泛海商人张大等被描写成“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的正面艺术形象。

凌濛初生活的时代，在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李贽曾说：“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 (《李氏文集》卷九《明灯道古录》卷下)又说：“且商贾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结交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焚书》卷2《与焦弱侯》)正是在这股进步思潮涤荡下，晚明文学中的商人形象已改变了我国传统文学中为富不仁的“奸商”和“重利轻别离”的行商等传统的模式，还其以士、农、工、商“四民业异而同道”(《阳明全书》卷25)的本来面目。请看《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二刻拍案惊奇》卷1)中凌濛初对商贾的作用和禁商危害的评析：“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 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 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识事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粜、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粜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作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自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粜。那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惧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的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越高。” 在这段话中，作者并不否定商人的“趋利”本性，但又肯定了他们的经商活动能缓和粮荒、平抑物价。这种对经商活动的肯定，是时代赋予凌濛初的智慧，也是他创作《转运汉遇巧洞庭红》的重要思想基础。在《叠居奇程客得助》(《二刻拍案惊奇》卷37)中，他更进一步认为：“商贾为第一生业，而科举反在次第。”在这种重商思想的影响下，原先的那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旧观念已让位于“经商也是善业”等新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在《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中同样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作者描写“波斯胡”宴请众海商，排座位时，“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先席，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文若虚因为没置办货物，只得“坐了末位”。后来“波斯胡”发现了他带来的价值连城的鼍龙壳，又把文若虚尊为头一席。这些形象化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当时人们新的价值观念。

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非常推崇冯梦龙的“三言”，认为是“颇存雅道，时著良规”的佳作。他所说的“雅道”和“良规”显然是指市民理想中的伦理标准和道德观念。在利欲横流的晚明社会，不少人为了聚敛财富而巧取豪夺，甚至不惜杀妻弑父，采用各种残忍的手段，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凌濛初对此十分不满，所以，《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在肯定经商立业的人生道路时，还赞扬了文若虚对财欲的“知足”。小说结尾处，作者特意让获得了意外富贵的文若虚说：“不要不知足，看我一个倒运汉，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来，平白有此一主财爻，可见人生分定，不必强求。” 而张大等人皆说：“文先生说得是，存心忠厚，所以该有此富贵。” 综观全篇，作者在表现文若虚的“忠厚”品格上，确是下了一番功夫。当海船回国时，商人们劝文若虚买一点货物回去“换大利钱”。他说：“我是倒运的，将本求财，从无一遭不连本送的。今承诸公挈带，做此无本钱生意，偶然侥幸一番，真是天大造化了，如何还要生利钱，妄想什么?”凌濛初对此评道：“知足之人，宜有后福。”类似的描写，在小说中还有多处。凌濛初一再赞扬文若虚 “忠厚甚”、“平心甚”，如果我们联系小说“入话”中强调的人生发迹是“时也、运也、命也”的思想，会在这种宿命论的背后，同时看到作者对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的某种反抗和批判。

运用对比的方法结构故事，是话本小说常见的艺术技巧，《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可说是一个成功之例。作者在结构故事时，一是将文若虚发迹前后的“极贫极苦”和“百万巨富” 的生活作对比。小说在叙述文若虚出海前，特意安排了一节他经营扇子生意的“百做百不着”的情节，以说明这位“倒运汉” 的处境维艰。这和小说结尾处写他“子孙繁衍，家道殷富不绝” 的结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这种由倒运——转运——乘运的历程中，凸现了作品的主题。二是将文若虚和张大等泛海商人作对比。如张大等人都在海外购买了大量“洋货”带回国内，以便觅取大利钱。而此时的文若虚已经有了用“洞庭红”换得的近千两银子，但他“不曾购得一件海外物事”，而且对张大等人的劝说执意不从。海船泊于荒岛，众人不出去，只有文若虚独自“抖擞精神，跳上岸来”，发现了龟壳等等，这都有利于衬托出文若虚的忠厚和对钱财的“知足”。另外，小说中的两段“天空”和“荒岛”的景物描写，渲染了经商者的艰险生涯，也有力地烘托了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