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拍·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本篇见于《拍案惊奇》卷6。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滋生，新兴市民的思想观念也在下层文人中悄然滋长。《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是一则描写明末文人家庭生活的小说，其中塑造了一个具有市民思想特征的新儒林人物——贾秀才，反映出明代中后期知识文人的精神风貌。

小说中的贾秀才是婺州府(今浙江金华)人，一个饱学之士，长期离家在豪门处馆读书，留下妻子巫氏和侍儿春花在家。孰料这种宁静的生活不久起了波澜，巫氏被观音庵中赵尼姑诱骗，遭流氓卜良奸污。贾秀才得知消息，设计报了妻子的怨仇。

这则小说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但贾秀才的艺术形象却甚为鲜明。在他的身上，有两点颇值得注意：一是宽容妻子失身，二是才智过人。这和传统文学中的儒生形象迥异。

贾秀才自书馆回家，得知妻子被人骗奸，“毛发倒竖起来”，十分愤慨。他在了解事情的真相后，“把床头剑拔出来，在桌上一击”，说：“不杀尽此辈，何以为人!”表现出男子汉的刚勇气概。文人动武，实是出于无奈，若真的和流氓持剑争斗，恐未必能达到报仇之目的。但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面对巫氏在羞辱中欲夺剑自刎以明心志的举动，贾秀才劝慰说：“不要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从这番话中，可见他对妻子所遭不幸的深切谅解和宽容。在封建时代，女子的“失身”被视为是人生莫大的耻辱，南宋的理学家们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树起一个个“义妇”、“烈女”，以作楷模。巫氏的失身虽由强暴造成，但在封建卫道士们眼中，也是不能得到原谅的。而贾秀才对妻子的“失身”非但没有半点责怪，相反，却百般地开导和安慰。可见，贾秀才的贞操观已突破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晚明时代，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贾秀才生活的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尤是如此。在资本主义因素的滋生下，市民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贾秀才是落拓的穷书生，也是市民阶层中的一员。他有文化，能敏锐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新鲜气息，他的伦理观中增添了新的内容，他接受了“失身”这个现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进步思想。由贾秀才，人们自然会想到“三言”中的蒋兴哥。一个是书生，一个是商人，地位、阅历、身世、处境各异，但在谅解和宽容妻子的不幸“失身”，冲破封建贞操观念的羁绊这一点上，则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可见贾秀才比蒋兴哥更前进了一步：蒋兴哥在知得妻子“失身”后，用一纸休书将她休弃，而贾秀才则对奸骗妻子的罪犯采取报复行动，和妻子“越相敬重”。两者的不同，是时代的发展使然。

贾秀才才智过人，这在他为妻子报仇的行动中表现得非常鲜明。妻子被奸骗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颇棘手的难题：既要为妻子报冤，又要保全名誉，而且连罪犯是谁也不知道，唯一的知情人是赵尼姑。贾秀才低头一想，计上心来，认为关键在妻子身上，而稳定她的情绪则是第一要务。为打消巫氏的轻生念头，他耐心诱导，陈明轻生决非上策：既不能洗清“丑名”，还会影响家庭前程，更谈不上报仇雪冤。他的话既合理，又动情，巫氏逐渐趋于冷静。在巫氏的配合下，贾秀才开始向邪恶势力实施报复行动。认清仇人是首要的目标，于是贾秀才躲在后门静处，让妻子计赚赵尼姑来家，诱使她说出奸者卜良。赵尼姑回庵给卜良通情，让他上贾家和巫氏私会。在搂抱时，巫氏咬下其“五七分一段舌头来”，作为罪证。诚然，贾秀才此时可以杀贼，但一来可能有失，二来将惊动官府，三来会惊走赵尼姑，故引而不发。直到巫氏拿到舌头，贾秀才大喜过望，拿着它，连夜持剑急赴观音庵，杀死了赵尼姑师徒，但主犯卜良尚未捕获。贾秀才“于灯下解开手巾，取出那舌头来，将刀撬开那小尼口，放在里面，打灭了灯，拽上了门，竟自回家”。他坚信“自有人杀他”。果然不出所料，被咬断舌头的卜良由街坊众人扭获送官。知县正为观音庵奸情事捉拿凶身，卜良的到来，天赐如愿，一顿乱板将他活活打死。贾秀才借糊涂官府之手，“既得报了仇恨，亦且全了声名”，达到了报仇的全部目的。一个识见高强、干事决断的儒生形象，至此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小说的批语中，凌濛初对贾秀才有“其智数狠”的评论。纵观他报怨的全过程，他的手段确有残忍之嫌。卜良和赵尼姑是奸骗巫氏的元凶和从犯，处死他们尚在情理之中，然而，小尼姑实属无辜，至多在卜良的犯罪活动中起了掩护的作用，成为刀下之鬼，似有点冤枉。

在凌濛初的笔下，活跃着许多秀才。《拍案惊奇》卷15《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中的主人公陈珩也和贾秀才一样，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下层文人形象。他凭借超人的才智，从卫朝奉手中赚回原房。贾秀才是“以智杀人”，而陈珩“用智赚房”，两人在那个污秽的社会里都运用非凡的智慧反抗邪恶势力的迫害，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明末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说过：“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拗则水满之，人事拗则智满之。周览古今成败得失，蔑不由此。”(《智囊补》序)可见，注重描写人物的智慧和才能，是晚明文学的特征之一，贾秀才、陈秀才等形象是这股进步的文学潮流中的两朵璀璨的浪花。凌濛初在“两拍”中用浓墨重彩为“秀才”们画像，表现了一位站在时代前沿的作家的敏锐思想和深邃目光。凌濛初本身也是一名“秀才”。在他所创造的贾秀才、陈秀才等儒林人物的艺术形象中，无疑寄托着他的审美理想。指出这一点，对我们正确认识《酒下酒赵尼媪迷花》等小说及其创造的艺术形象，也许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