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记·大学时代(节选)

容　闳

予于一八五四年毕业。同班中毕业者，共九十八人。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以故美国人对予感情至佳。时校中中国学生，绝无仅有，易于令人注目。又因予尝任兄弟会藏书楼中司书之职二年，故相识之人尤多。同校前后三级中之学生，稔予者几过半。故余熟悉美国情形，而于学界中交游尤广。予在校时，名誉颇佳。于今思之，亦无甚关系。浮云过眼，不过博得一时虚荣耳。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

虽然，持此观念以论人生之苦乐，则其所见亦甚卑，惟怯懦者为之耳。此其人必不足以成伟大之事业，而趋于高尚之境域也。在予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何也?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溯自一八五四年予毕业之时，以至一八七二年中国有第一批留学生之派遣，则此志愿之成熟时也。

选自《西学东渐记》

〔鉴赏〕　1872—1875年，头上盘着辫子戴着瓜皮帽的120名大清幼童来到美国，上演了令世人难忘的留学传奇。原定学习期限为十五年，学成归国后由总理衙门统一差遣。由于保守势力着实强大，怕这些学生回国后不复为大清顺民，于是下令提前于1881年全部撤回。就是这样一个不圆满的结局，在这些留学生中，还是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人物：如第一位在国际上得到高度评价的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之一唐绍仪;晚清外交家、民初交通总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中国第一位矿冶工程师吴仰曾等诸多叱咤风云的优秀人才。一手策划这一传奇的是中国最早留学于美国的留学生容闳(同去的还有黄胜、黄宽)。他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如实地反映了这一传奇的经过。

容闳是在美国学成归国的首位大学者。他的心愿是：“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拳拳爱国怀情，在此表露殆尽。容闳是如何接受西方教育，又如何努力让“西学东渐”，使国人亦享有此种教育权利的呢?下面联系他的生平来讲。

容闳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出生在今珠海的南屏镇。幼时家境贫困的他卖过糖，7岁时入澳门西塾读书，因玛礼逊学校不收学费，且毗近港澳的广东沿海，习英文为谋生手段已演为当地风俗。七年后容闳随学校迁至香港。1847年一位美国老师勃朗先生，见容闳聪慧，就把他带到了美国。经过预备学校几年学习后，容闳于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学校有优厚的奖学金，但条件是毕业后需留在美国做传教士，容闳放弃了。他心中荡漾着为祖国谋福利的打算：“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西学东渐记》第五章)四年后毕业，一位美国牧师说容闳连本国语言也忘光了，已具备彻底归化的资格，在美国谋一份体面的工作，是很容易的事情。然而怀着报效祖国之心的容闳，还是回到了中国。当时，“于本国语言，几尽忘之，至是乃渐复其旧”(《西学东渐记》第六章)。喝了“洋墨水”，却弃所长而谋生，回国后的八年生涯是很艰难的，做过文书、通译、茶商。但容闳于民族的尊严与自身的气节，看得比钱财重得多。在上海海关任职时，得知做翻译的华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升至税务总司一职的情况后，便以不能与英国人享有同等权利而辞职。为挽留容闳，“因许月增予俸至二百两”，但他还是离开了海关。“同事诸友，见予弃此二百两厚俸”，“莫不目予为痴”。此时容闳是持“廉隅自守，道德为重，金钱为轻”的心态对待此事的，况且他胸中的鸿图还没有实现呢，“此岂为一人利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同事们的想法，“是燕雀不知鸿鹄也!”(《西学东渐记》第七章)其“鸿鹄”之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希望中国人有接受西方近代教育的机会;二是把西学传播到中国，让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家，不再受列强的欺凌。

从耶鲁大学毕业，到远大理想的实现，容闳历经十八年的时间。他说：“溯自一八五四年予毕业之时，以至于一八七二年中国有第一批留学生之派遣，则此志愿之成熟时也。”他是如何实现这一“鸿鹄”之志呢?

经近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介绍，容闳结识了曾国藩，成为曾幕僚中人。知曾有筹建西式工厂之念，他伺机向曾提出设一制造各种机器的母厂的建议，被曾接受并让其赴美购置设备。此即中国近代工业的始初——上海高昌庙的“江南制造局”。不过在容闳心目中，这仅仅是取得曾国藩的信任，他的抱负是让国人接受像他那样的西方教育。

事也凑巧，1871年发生天津教案，清廷派曾国藩去办理，然通晓西方事务且有能与洋人直接语言交流能力的人才缺乏，这让大臣们头痛不已。当容闳向曾国藩提出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建议后，曾国藩于1871年7月，同李鸿章、丁日昌联名上奏，阐明派遣留学生的主张和具体方案。清廷的目的是：“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82)经清廷批准，1872年，首批30名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四年中一共派遣120名，学习期限为十五年。但因保守势力阻挠，1881年学生撤回，返京销差，结局并不圆满。

保守势力以陈兰彬、吴子登为代表。陈兰彬(1816—1894)，字荔秋，广东吴川黄坡村人。咸丰进士，被选拔为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馆纂修。1872年，陈兰彬以留学生监督身份率领第一批留学生30人赴美。陈兰彬是正职，容闳是副监督。留美幼童处于发育生长之中，对新鲜事物很感兴趣并仿效之，他们随美国人去教堂祈祷，穿着西式服装，参与美式体育运动。对学生的这些举动，陈兰彬极为反感，“与学生常发生冲突，予恒居间为调停人”。每当容闳为学生的行为辩护时，陈兰彬“疑予为衬衫偏袒学生，不无怏怏”。深究自己和陈兰彬冲突的缘由，容闳判定是中西文化的差异造成的：“盖陈之为人，当未至美国以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故于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据为标准者，仍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即其毕生所见所闻，亦久处于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西学东渐记》第十九章)容闳敏锐地觉察到，专制与自由的本质区别，就是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不同所在。

1876年，陈兰彬另有任职，遂推荐吴子登代之，清廷派吴子登出任留美学生监督。吴子登思想顽固，官僚习气严重，对派遣留学生一事持异议，“视中国留学生之留学外洋”为离经叛道之举。“吴既任事，对于从前已定之成规，处处吹毛求疵，苛求其短。”“有所不满意，又不明告予，惟日通消息于北京，造为种种谣言”。(同上)他到任后就把留美学生训斥一番，下令开除了两名信基督教者，引起许多留美学生的不满。同时还加重中文课程的学习，突出的是封建道德和礼仪教育。留美学生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听从容闳的号令。恼羞成怒的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还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学生如何“美国化”，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目空一切等等。只凭一腔热血报国却对中国政治一无所知的容闳，没有在意吴子登的这些行动，也不进行反驳。清廷上下对吴子登的一面之词信以为真，连曾纪泽(时任驻英、法公使，曾国藩之子)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学生难以成才。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迅速得以批准。

当全体留美学生听说朝廷让他们即日中止学业回国的消息时，既悲愤又伤心。对大多数人来说，再过一二年就大学毕业。在这四批120名学生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大学毕业，还有60多人正在读大学。在这些学生中，有3人到美国后病亡，数人先行回国，只有少数人抗拒不归，其余的在1881年9月6日离美回华。容闳后来说：“自一八八[[!GA996]]至一八八六年，为余生最不幸时期。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残(指教育计划);同命之人，复无端夭折。”(《西学东渐记》第二十章)对康有为的变法，容闳极表同情。故康有为、梁启超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时，就推举容闳为首任会长。百日维新失败后他逃往香港，转至美国而终老。尽管“幼童出洋”的传奇中途夭折，未达到容闳与洋务派自强的目的，但对近代中国的留学起到了前路先驱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增进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