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性型的三位一体(节选)

林语堂

由于社会上的名分原理和分阶层的平等概念，某种关于社会行为之规律遂应运而生。它们是中国人经验思想体系中三大不变的定律，其永久不变性超乎罗马天主教教条，其权威超越乎美洲合众国的联邦宪法。它们实在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权势过于当时执政的军政要人以外。至于它们的名称便是叫做：面情、命运和恩典。此三姊妹永久统治着中国，至今犹然。惟一有价值的革命，是以应为反抗此阴性的三位一体的革命。所困难者，此三女子这样的会体贴人，又这样的迷人。她们堕落了我们的祭司，谄媚着我们的统治阶级;保护权势，勾引富人，催眠穷汉，小赏怀野心者而腐化革命团体。她们又会麻痹司法界，使各种法令条文不生效力，讥笑德谟克拉西^①，藐视法典，以人民权利为笑料，破坏交通规则和俱乐部章程，任意横行于人民的私人花园。假使她们是专制君王，或则她们是丑陋不堪的，她们的势力或许不能维持如此久远;可是她们的声调恰恰是柔软的，她们的仪态恰恰是文雅的，她们的足无声地践踏到法庭上，她们的手指轻巧地把司法机关拨个凌乱，当她们抚弄法官的面颊的时候：不差，那是不可限量的慰藉去崇拜这些淫荡妇人的神座。她们的统治势力是以在中国一时还不会消灭。

欲知恩典之概念，务先明了中国人生活之优美的简朴性，中国人的理想社会，常为一种“寡政教，省刑罚”的社会。中国人的政府与法律的概念常深染着人类情感的色彩。中国人普遍地不信任法律与律师和高度机械化的社会。他们的理想中的社会是：人民皆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②，是一个保存着上古^③淳朴之风的优良生活的社会。在这样的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环境里头，乃有所谓“恩典”的出现，亦在此等社会环境里头，乃有古代中国特性中最优美的感恩报德的情绪的兴起，报德心乃适为与恩典互为对照的情绪。此种感恩报德的心情，中国普通平民，尤其是农民，莫不充盈满腹。一个农夫倘受了人家恩惠，将志之终身不敢忘，或竟替你刻一方长生牌位^④，供之家屋，早夕礼拜;或则不辞汤火^⑤，替你服务。人民盖并无法律的保障，但有听凭县令的慈悲恻隐之心。倘这县官是宅心仁爱的，则仁爱是比之什么都更受人感激，因为它是不期报酬的。会有千千万万的实例，那些乡民围绕着拦住卸任而行将离别的县官的轿子，跪倒尘埃，感泣零涕。这是中国人的感恩图报的最好表现，也就是中国官吏之恩典的最好表示。因为人民只知它是一种恩典，而不知道它是一种公义。

这种社会环境，为恩典的发源地，它产生于在势者与需要保护的人二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它可以代替公义的地位，往往如此。当一个中国人被逮捕，假定是没有正当理由的，那他的亲族的天然倾向，不是去请求法律保障而在公堂上求伸雪，乃专门去寻找一位认识县长的人居间说项^⑥，祈盼特施恩典。由于重视私人交情和面情，这位居间说项者倘其面子庞大得够程度，则常常是达到目的的。这样办理的方法常觉来得简便，而且它的费用比之耽延时日的诉讼节省多多。一种社会上的不平等乃由是而兴起，就是夹有权势的官吏、富豪及有面子的联络人和贫苦阶级——他们的环境没有那么侥幸。

……

命运主义不单是中国人的智力的习惯，也是孔教传习意识的一部分。信仰命运与名分观念的关系如是密切，致使吾人有句流行俗语，叫做：“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孔子在称述其自己的精神进展时说：“五十而知天命。”又说：“六十而耳顺。”这个命运主义的原理为人们精力和知足精神的源泉，亦所以产生温和平静的中国精神。因为没有人常能交好运，而好运又不能临到每个人头上，人遂很愿意容忍这种不平等，认为一种合乎天然的法则。经由科举考试之路，有志才干之士常能获得一种上进的机会;更经由运气或经由才干，一个人可由非特权阶级升入特权阶级，就是他的得势的日子。一旦踏进了特权阶级，他便爱弄特权。随着地位的变迁，因生心理的变迁，他乃开始爱好一切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特权。此种转变的面目，为现代每个革命成功人的显著特例，他握紧他的铁腕以限制报纸言论自由，比之他在革命初期所高呼打倒的军阀还要来得猛鸷^⑦。

因为现在他有了大面子，他站立于超越乎法律与宪法的地位，交通规则和博物院章程于他微不足道。这面子是心理作用的，仿佛中国人的生理面貌那样有趣，心理的面子更为神妙而动人。它不是一张面孔，可以揩洗或刮须，却是可以“得”“失”“争取”，更可以当礼物一样“赠送”。这里吾们达到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的一点，抽象而不可捉摸的，但却是最高等最精细的规范。中国人的社交往来，莫不依此为准则。

作于1933—1934年

选自《吾国与吾民》

〔注释〕　①德谟克拉西：20世纪初流行的“Democracy”中文音译，即“民主”。　②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语出《老子》八十章，描述了老子理想中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图像。是说人民对他们的吃食感到香甜，对他们的穿戴感到漂亮，对他们的住宅感到安适，对他们的习俗感到满意。　③上古：中国对于上古时代的划分大致以秦王朝为界，即以先秦时期为上古。　④长生牌位：写有恩人姓名，为恩人祈求福寿的牌位。　⑤不辞汤火：指不避艰险。　⑥居间说项：在双方之间调解、说情或促成。　⑦猛鸷：凶猛，勇猛。

〔鉴赏〕　本节选自《吾国与吾民》第六章第七篇《阴性型的三位一体》。在本篇中林语堂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进行了深刻描画，认为中国人无时无刻不受着三位“女神”——面情、命运和恩典的统治。

在一个人治的等级社会中，官员的行为具有普遍的随意性。因为缺乏法律的保障，人民遇事只能依靠在势者的恩典。如果遇事者有足够的面子，可以超越一切法律和规范而顺利获得在势者的保护。但如果是处于等级秩序底层的平民，因为没有面子，即使合理合法也不能够被公正对待，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无力对抗，只能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面、命、恩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全部生活，左右着中国人的所有行为。

何谓“恩典”?在中国文化里，恩典很少用在地位平等的人之间，它天然的与儒家倡导的等级秩序相共存。从很多古典文学作品看来，恩典指的是帝王给臣民的恩惠，如《红楼梦》第一[[!GA996]]二回中说：“题本上去，亏得皇上的恩典，没有交部。”后来，恩典泛指在中国等级社会里上级对下级，尤其是官吏对百姓的恩惠。恩典是在势者对需要保护者的恩赐，是不需要回报白白给的，因此得恩惠者往往会对施恩者感激涕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恩典给不给，全看在势者的意愿，百姓所能倚仗的，唯有用面子去向在势者求情。成了，万事畅通皆大欢喜;不成，那就是命中注定。

命运问题，其实是人关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社会意识。命定论在古代中西方都很流行，也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命”原与“天”连在一起，合称“天命”，代表着古代社会至高无上的主宰——天的意志。天命观源于西周初期，后为儒家继承。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古人云：“尽人事，听天命。”在儒家的认识里，命运之命与天命之命在一定意义上是合一的。《论语》中子夏有句话：“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这一思想得到了古代儒生的普遍认同，因此“天命”也包含着命由天定的意思。孔子多次提到“命”、“天命”，表示出敬畏之心。他说“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论语·季氏》)。命运在古代人心目中，是一种人力所无法抗争的力量和必然趋势。人要努力“尽人事”，但人生最终的成败还是在于命运的安排。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中国人普遍相信命运。命定论是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背景下的产物。当人们难以对所发生的现象做出解释，或难以通过主观努力掌控事物发展时，就会盲目地将其归结为神秘的命运。这种命定论后来甚至演变成为命理学，认为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早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就已注定，并由此发展出算命、看相、占卜、求签等迷信活动，且广为民间接受，内中迷信的因素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命定论对中国传统社会也产生了另外的影响，当老百姓在遇到不公和灾难时，总是归结为毫无道理可言的命运，从而转为忍耐，对不平等的等级秩序也普遍表现出承认和服从。林语堂说命运主义，是“人们精力和知足精神的源泉，亦所以产生温和平静的中国精神”，真是准确描画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

作为中国人社交“最高等最精细的规范”之“面子”，林语堂觉得“难于下一界说”，它似荣誉又非荣誉，它看似无形却又无处不在。透过他生动的描述，可以归结出中国人所钟爱之面子的实质：所谓面子就是践踏法律、规则的能力，面子大小就是践踏法律、规则的能力大小。这正是熟人社会、人治社会解决问题的重要资源。中国人凭面子来解决一应社会、政治问题，面子甚至比之命运、恩典更有势力，比宪法更见重视。有面子的人，就可以在等级秩序中享有特权，始终得到保护。中国的群体文化意识认为，人始终生活于社会关系之中，人的价值和角色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得以体现。所谓面子，恰恰集中反映了个体在他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正因为此，面子比性命还重要，没面子比死还可怕。故而，中国人即使冒着死的危险，也要争得自己的面子。乘轮船时坐在硫黄箱上抽烟，还要乱扔烟屁股以显示自己的面子，最后致轮船着火爆炸害自己及全船人丢失性命。军官乘飞机不顾机师劝告装载超重的行李，还要机师绕场一周以让他在朋友面前卖弄面子大，弄得机师团团转把飞机开到树上去，折断了军官的一条腿。种种可笑可悲的现象，让林语堂断定：“在每个人失掉他的面子以前，中国将不成其为真正的民主国家”，等到“以面子统治的政府让给了法治政府，吾们才能有一个真实的民国”。

林语堂的客观、冷静，让其招致不少国人的责骂。非议者认为林语堂把中国人的劣根性呈现给美国，是给我们丢了脸即“面子”，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在给外国侵略中国找借口。然而如林语堂所说：“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万平近《林语堂评传》)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自序中已经预见到这本书将会招致到的批评，他说：“我不欲尝试与人论辩，亦不欲证定我的各项论题，但是我将接受一切批评。”林语堂选择了直陈积弊、激人自省的方式来深入描绘国人的国民性，是“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是热爱自己国家而出发的。本书对国人的刻画，在时隔80年后却仍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足见作者当年的所感所悟，在当下仍然具有非常深厚的现实性。林语堂的冷静和客观，让他的作品能够出于时代而超越时代，这正验证了林语堂的话：“真理终是真理，它将克服任何巧黠的私见。”(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