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与作——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

         “人家说了再作,我是作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作,我是作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三十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到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 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 “一月 不梳头” ,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闻先生的书桌,任它凌乱不堪,众物腾怨,闻先生心不在焉,抱歉地道一声: “秩序不在我的范围 以内。”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 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红锦包”香烟,成为不离手的腻友,因它能为他思考问题助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密麻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苦功,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 ,但他“作” 了。作出了卓越的 成绩。
        “作” 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 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 “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可以一下楼”的主人。
        “作”了再“说”,“作”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术家、思想家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政治家、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 “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作”。这不再是“作了再说”或“作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作”。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气,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象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作”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与“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大勇的革命烈士,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1980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赏析 杂文能否歌颂,在杂文界曾经引起讨论,其实,歌颂还是批判,应视内容而定,文章无戒律,文体本身是没有限制的。社会黑暗、落后,需要对丑恶事物加以揭露、打击,自然要多写一些讽刺性、批判性杂文; 社会民主、清明,对正义、光明和先进的事物,自然应给以歌颂和赞美,这是容易理解的。就是在旧社会,鲁迅不是对新兴无产者、对先进的革命事物进行过热情歌颂吗? 《白莽作〈孩儿塔〉序》是很典型的。
        臧克家此篇,自然属歌颂型杂文。文章以深沉的敬仰与赞美之情,对闻一多的高贵品质进行了热情颂扬,作者发挥了善抓本质,精于炼句的诗人特长,使文章达到了诗与政论的完美结合。
        闻一多与臧克家是师友关系,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相互视为知己,臧克家曾有多篇文章缅怀闻一多高贵品格。本文没有详细叙述闻一多的生平事迹,也不具体分析其学术建树,而是以颂诗般的笔调,着重表现闻一多的伟大人格与风范。
        立意方面,文章经过高度概括,从闻一多的思想性格中抓住“说与作”这个侧面提炼挖掘,强调指出,为了“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精研祖国的文化遗产,尽管作出了卓越成绩,取得了巨大收获,他坚持的是“作了再说,作了不说”。这是闻一多为救国救民而潜心治学的学术家、思想家的风范。可以说这是他前半生的基本特点。可是,到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的社会的需要,闻一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一变而为卓越的政治家、革命家了。这时候,一返既往,不再是“作了再说,或作了也不一定说”了,而是“说了就作”。“作”得是那样的无私无畏,言行一致! “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 ‘言’与 ‘行’ ”。
        笔法方面,本文着眼于一个“记”字,落脚于“言”与“行”的形象描述。开篇引出两句原话,以树标立纲,接着以精炼的笔触,描绘了闻一多一生的言行特点。突出其前半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积极探究救国之路而潜心精研的精神,尤其是后期在政治斗争中献身真理的高风亮节。其中,除了运用真切事例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外,还加强了典型化语言的形象描绘,使人感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以这样简短的篇幅,概括诗人、学者、斗士的伟大品格,充分显示了杂文的创造性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