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是怎样造成的

         我为了暨大招生的事,到过香港一趟,住了近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因为教育部驻港办事处附设在蔚蓝书店里,我不得不常常到那边去,有时为了收寄信件,有时为了有事要接头。
        这时在蔚蓝书店里办公的,有林柏生、梅思平、朱朴之、樊仲云几个人。除了林柏生,其他的人都很熟悉。
        他们天天在蔚蓝书店会面,没有什么公可办,便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发发牢骚,骂骂人,成了习惯。他们都是自命为郁郁不得志的人物,仿佛国家亏待了他们什么的。虽然他们各有 “使命” 在香港,但好象都未能满其所欲。抗战正在“白热” 的时候,然而他们不谈那一套,他们谈的是他们自己的切身的事。
        有一天,他们谈起,某一个地方有一个谈相的人很高明,他们都曾找他相过,说的话很灵验。
        “你何妨也去试试看呢? ”
        我摇摇头,并不去答理他们。“不疑何卜! ”
        再有一天,一位朋友,在某军里服务的,经过香港。他说,会相面。于是,他们这一批人,个个都要他相相。
        他们说的什么 “眉毛运” 、“鼻头运”等等,我一句也听不懂。
        他说,某某人近五十岁正走运,应该可以发达,某某人便大为高兴。
        他说,某某人现正“走”着某某运,他也十分的有兴头。
        “你为什么不也来相一下呢?”又是一次的邀请。
        我实在觉得厌恶极了!我忍耐不住,便正颜厉色的说道: “为什么要算什么命,看什么相呢?我们国家民族正在与敌人作生死战的时候,我们的运命与国家的运命是分不开的。国家胜利了,我们的运命当然是不会坏的;万一不幸抗战失败了,我们还会有什么好运可走呢?”
        他们默默的不作一声。
        我自觉做了一次傻事。为什么要对他们讲这种大道理呢?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正在进行着卖国的勾当,所以才会那样的“患得患失”。要是知道一点风声,也许把“话”还要说得凶些。
        过了几天,李圣五到旅馆里找我。谈了一会,他也是满肚子的牢骚,把那些执政的人说得一文不值。那时,他也正在失意的时代,方由外交部某官“下台”,重进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
        伪组织在南京“成立”的时候,那一批失意的“官僚”,便都到了南京来,走马上任,过其“官瘾”。
        我到这时候,方才恍然大悟,明白他们所以要不时的“求神告佛”,“看相问卜”的原因。
        因之,我也顿时恍然大悟,凡是患得患失,时时要求神告佛,看相问卜的,到底那是些什么人。
        官僚政治,在中国已是根深柢固,不易拔除,象是一座大洪炉。凡投到这大洪炉里的,不问是什么顽铁,无不立被炼成“绕指柔”的精钢;除非他本是一颗金刚钻一类的人物,才不会“同流合污”。要是曾一日为官,似乎终身便带些官脸、官气、官味。据说,曾经做过“总长” 的人,这个头衔便终身不会除脱开去。有一位素来可敬的学者,不幸“出山”过一次,便被人称为 “总长” “总长” 的直到于死。听人说,他自己也并不以此称号为忤。
        林、梅、李诸逆,都是曾经尝过“官”趣的。所以一旦下野或“还我初服” ,便有些不甘寂寞,静极思动起来,无时无刻,都想要重行登台。此路走不通,便要走他路; 大道走不通,便要走小路; 此处不留人,便别求留人处。他们所追求的是个人的功名利禄,富贵荣华,以及居室、姬妾、饮食等等的享用。
        这样的 “官僚们” ,天天都在寻找“知己”,寻找“用我者”,寻找他们的主子。只要主子肯垂青到他们,置之左右,饵以高官厚禄,便会鞠躬尽瘁,为其所用,那主子是何等样人,他们却不想去问一下的。
        得意时恣意享受,失意时求神问卜,便是他们生成的“面相”。一日无“君”,便觉得栖栖惶惶,寝食难安。国家民族的存亡,老百姓们的生死,饥馑,与他们根本痛痒无关。他们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宁愿做汉奸,受万人唾骂,受万世唾骂,却不肯寂寞自安。
        这便是汉奸之所以造成的原因,也便是中国官僚主义的深厚的流毒所聚之结果。
        官僚主义不从根铲尽,汉奸是永远不会绝迹人间的!
        

(1945年12月15日《周报》第15期)

         赏析 这篇杂文有大段记事,夹叙夹议,理从事出,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爱憎情感和蛰居斗室、心系天下的爱国正义之情。
        在抗日战争时期,抨击汉奸的杂文不少,但这篇文章却立意新鲜。作者从探求汉奸形成的原因出发,来揭示官僚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危害。作者从人群中择出几个民族败类作为集中描画的典型形象并加以解剖,重在展示其灵魂的卑污丑恶,真可谓下笔刻露尽相。请看,这几个人在抗战“白热”之时,对民族危亡毫不关心,只谈自己切身之事,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得意时恣意享受,失意时求神问卜。”对上他们极尽拍马、巴结、钻营之能事,对下则逞其凶恶,“一日无‘君’,便觉旻栖栖惶惶,寝食难安。”这些官僚主义者即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是汉奸的后备队。他们的理想就是要寻找主子,希图得到垂青,以便获得功名利禄,富贵荣华,以及居室、姬妾、饮食的享用。
        对于腐败的官僚主义者,作者并未停留在揭露性的心灵刻画上,而是将人物拉到抗战的历史大背景下显露其丑相,这就不仅仅是写几个人的个人品质,也写出了他们作为民族败类为人民大众所不齿的原因,同时也道出了他们的行径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
        杂文虽然不能与长篇巨制的小说相比,但它也可以描写人物。杂文可以“砭痼弊常取类型”,精炼地取材,以少胜多。这篇杂文中所列举的几个人就是“有资格”作某种类型人物的形象。作者也运用了人物对话、人物行为的描写,虽落笔不多,却要言不烦,使其丑相毕露。作者的用意并不在于逗引读者哈哈一笑了事,而是为了启迪人们深沉的思考: “官僚主义不从根铲尽,汉奸是永远不会绝迹人间的!”这就一语道破了官僚主义是产生汉奸的温床,可谓运笔如神,鞭辟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