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实话

         美国前国务卿贝尔纳斯,退职后写了一本书,是为《老实话》。这本书中国已经有了不止一个译名,或作《美苏外交秘录》,或作《美苏外交内幕》,或作《美苏外交纪实》,《秘录》、《内幕》和《纪实》都是《老实话》的意译。前不久笔者参加了一个宴会,大家谈起贝尔纳斯的书,谈起这个书名。一个美国客人笑着说,“贝尔纳斯最不会说老实话! ” 大家也都一笑。贝尔纳斯的这本书是否说的全是“老实话” ,暂时不论,他自题为《老实话》,以及中国的种种译名都含有 “老实话” 的意思,却可见无论中外,大家都在要求着 “老实话” 。贝尔纳斯自题这样一个书名,想来是表示他在做国务卿办外交的时候有许多话不便“老实说” ,现在是自由了,无官一身轻了,不妨“老实说” 了——原名直译该是“老实说” ,还不是“老实话”。但是他现在真能自由的 “老实说” ,真肯那么的 “老实说” 吗?——那位美国客人的话是有他的理由的。
        无论中外,也无论古今,大家都要求 “老实话” ,可见“老实话”是不容易听到见到的。大家在知识上要求真实,他们要知道事实,寻求真理。但是抽象的真理,打破沙缸问到底,有的说可知,有的说不可知,至今纷无定论,具体的事实却似乎或多或少总是可知的。况且照常识上看来,总是先有事后才有理,而在日常生活里所要应付的也都是些事,理就包含在其中,在应付事的时候,理往往是不自觉的。因此强调就落到了事实上。常听人说“我们要明白事实的真相”,既说“事实”,又说“真相”,叠床架屋,正是强调的表现。说出事实的真相,就是“实话”。买东西叫卖的人说“实价”,问口供叫犯人“从实招来”,都是要求“实话”。人与人如此,国与国也如此。有些时事评论家常说美苏两强若是能够,肯老实说出两国的要求是些什么东西,再来商量,世界的局面也许能够明朗化。可是又有些评论家认为两强的话,特别是苏联方面的,说的已经够老实了,够明朗化了。的确,自从去年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名提出了“战争贩子”以后,美苏两强的话是越来越老实了,但是明朗化似乎还未见其然。
        人们为什么不能不肯说实话呢?归根结蒂,关键是在利害的冲突上。自己说出实话,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虚实,容易制自己。就是不然,让别人知道底细,也容易比自己抢先一着。在这个分配不公平的世界上,生活好象战争,往往是有你无我;因此各人都得藏着点儿自己,让人莫名其妙。于是乎钩心斗角,捉迷藏,大家在不安中猜疑着。向来有句老话,“知人知面不知心”,还有“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处世的格言正是教人别说实话,少说实话,也正是暗示那利害的冲突。我有人无,我多人少,我强人弱,说实话恐怕人来占我的便宜;强的要越强,多的要越多,有的要越有。我无人有,我少人多,我弱人强,说实话也恐怕人欺我不中用;弱的想变强,少的想变多,无的想变有。人与人如此,国与国又何尝不如此!
        说到战争,还有句老实话,“兵不厌诈!”真的交兵“不厌诈”,钩心斗角,捉迷藏,耍花样,也正是个“不厌诈”! “不厌诈”,就是越诈越好,从不说实话少说实话大大的跨进了一步;于是乎模糊事实,夸张事实,歪曲事实,甚至于捏造事实!于是乎种种谎话,应有尽有,你想我是骗子,我想你是骗子。这种情形,中外古今大同小异,因为分配老是不公平,利害也老在冲突着。这样可也就更要求实话,老实话。老实话自然是有的,人们没有相当限度的互信,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了。但是实话总还太少,谎话总还太多,社会的和谐恐怕还远得很吧。不过谎话虽然多,全然出于捏造的却也少,因为不容易使人信。麻烦的是谎话里掺实话,实话里掺谎话——巧妙可也在这儿。日常的话多多少少是两掺的,人们的互信就建立在这种两掺的话上,人们的猜疑可也发生在这两掺的话上。即如贝尔纳斯自 己标榜的 “老实话” ,他的同国的那位客人就怀疑他在用好名字骗人。我们这些常人谁能知道他的话老实或不老实到什么程度呢?
        人们在情感上要求真诚,要求真心真意,要求开诚相见或诚恳的态度。他们要听“真话” ,“真心话” ,心坎儿上的,不是嘴边儿上的话。这也可以说是“老实话” 。但是心口如一” 向来是难得的,“口是心非” 恐怕大家有时都不免,读了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就可恍然。“口蜜腹剑”却真成了小人了。真话不一定关于事实,主要的是态度。可是,如前面引过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不看什么人就掏出自己的心肝来,人家也许还嫌血腥气呢! 所以交浅不能言深,大家一见面儿只谈天气,就是这个道理。所谓 “推心置腹”,所谓“肺腑之谈”,总得是二三知己才成; 若是泛泛之交,只能敷敷衍衍,客客气气,说一些不相干的门面话。这可也未必就是假的,虚伪的。他至少眼中有你。有些人一见面冷冰冰的,拉长了面孔,爱理人不理人的,可以算是“真”透了顶,可是那份儿过了火的 “真”,有几个人受得住! 本来彼此既不相知,或不深知,相干的话也无从说起,说了反容易出岔儿,乐得远远儿的,淡淡儿的,慢慢儿的,不过就是彼此深知,象夫妇之间,也未必处处可以说真话。“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一个人总有些不愿意教别人知道的秘密,若是不顾忌着些个,怎样亲爱的也会碰钉子的。真话之难,就在这里。
        真话虽然不一定关于事实,但是谎话一定不会是真话。假话却不一定就是谎话,有些甜言蜜语或客气话,说得过火,我们就认为假话,其实说话的人也许倒并不缺少爱慕与尊敬。存心骗人,别有作用,所谓“口蜜腹剑”的,自然当作别论。真话又是认真的话,玩话不能当作真话。将玩话当真话,往往闹别扭,即使在熟人甚至亲人之间。所以幽默感是可贵的。真话未必是好听的话,所谓“苦口良言” “药石之言”,“忠言”,“直言”,往往是逆耳的,一片好心往往倒得罪了人。可是人们又要求“直言”,专制时代“直言极谏”是选用人才的一个科目,甚至现在算命看相的,也还在标榜“铁嘴”,表示直说,说的是真话,老实话。但是这种“直言” “直说”大概是不至于刺耳至少也不至于太刺耳的。又是“直言”,又不太刺耳,岂不两全其美吗!不过刺耳也许还可忍耐,刺心却最难宽恕;直说遭怨,直言遭忌,就如刺了别人的心——小之被人骂为“臭嘴”,大之可以杀身。所以不折不扣的“直言极谏”之臣,到底是寥寥可数的。直言刺耳,进而刺心,简直等于相骂,自然会叫人生气,甚至于翻脸。反过来,生了气或翻了脸,骂起人来,冲口而出,自然也多直言,真话,老实话。
        人与人是如此,国与国在这里却不一样。国与国虽然也讲友谊,和人与人的友谊却不相当,亲谊更简直是没有。这中间没有爱,说不上“真心”,也说不上“真话”,“真心话”。倒是不缺少客气话,所谓外交辞令;那只是礼尚往来,彼此表示尊敬而已。还有,就是条约的语言,以利害为主,有些是互惠,更多是偏惠,自然是弱小吃亏。这种条约倒是“实话”,所以有时得有秘密条款,有时更全然是密约。条约总是说双方同意的,即使只有一方是“欣然同意”。不经双方同意而对一方有所直言,或彼此相对直言,那就往往是谴责,这就等于相骂。象去年联合国大会以后的美苏两强,就是如此。话越说得老实,也就越尖锐化,当然,翻脸倒是还不至于的。这种老实话一方面也是宣传。照一般的意见,宣传决不会是老实话。然而美苏两强互相谴责,其中的确有许多老实话,也的确有许多人信这一方或那一方,两大阵营对垒的形势因此也越见分明,世界也越见动荡。这正可见出宣传的力量。宣传也有各等各样。毫无事实的空头宣传,不用说没人信; 有事实可也掺点儿谎,就有信的人。因为有事实就有自信,有自信就能多多少少说出些真话,所以教人信。自然,事实越多越分明,信的人也就越多。但是有宣传,也就有反宣传,反宣传意在打消宣传。判断当然还得凭事实。不过正反错综,一般人眼花缭乱,不胜其麻烦,就索性一句话抹杀,说一切宣传都是谎! 可是宣传果然都是谎,宣传也就不会存在了,所以还当分别而论。即如贝尔纳斯将他的书自题为《老实说》,或《老实话》,那位美国客人就怀疑他在自我宣传; 但是那本书总不能够全是谎吧? 一个人也决不能够全靠撒谎而活下去,因为那么着他就掉在虚无里,就没了。
        

(1948年观察社版《论雅俗共赏》)

         赏析 朱自清的杂文很有个性特色。他曾说: “杂文从尖锐的讽刺个别的事件起手,逐渐放开尺度,严肃的讨论到人生的种种相,笔锋所及越见深广,影响也越见久远了” (《历史在战斗中》)。《论老实话》这篇杂文,便是这一主张的实践。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是我们对人、对事的基本道德要求,似乎没有论述的必要。然而在旧社会,这却是很难行得通的,作者论列这个极其简单平凡的问题时,讲了说“老实话”之难,文中渗透了作者对世态人情的深刻洞察与体验,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真可谓是一篇精采纷呈的绝妙好辞。读过此文,反躬自省,实在令人心悦诚服又颇有所得。
        大家都说老实话,以诚相见,社会不就愈变愈好了吗?可惜人们偏偏不能这样,总是在说着程度不同的谎话,心口不一。对此如果仅仅发些慨叹和牢骚,那是很容易的,可并不能解决问题。作者从这种惯常的现象里考察到了人类生活和社会组织运行的基本规律性的东西,从而突破了以往对说“老实话”的那种简单的道德要求,同时也对能够说老实话,说真话的理想社会和人际关系寄予了满腔热情。
        文章从人际关系入手反观了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诸种难言之隐,一针见血地指出能否讲所谓的“老实话”,要害就在利害冲突上。这就使文章的思想深度由一个平凡可见的起点直线上升,体现了作者对于世事、国事的热情关注和深入思考。本篇杂文的精采之处,在于它不是板起严肃的面孔一味高谈国事,而是以细腻的语调娓娓道来,条分缕析,洞幽烛微,显示了作者细致非凡的观察能力和对人情世故的深刻把握。
        以小见大,从浅入深,由表及里,于浅淡平和中见深刻奇兀,是本文最为显着的艺术特色。作者由最普通的“说老实话”的事实出发,体会了人际关系的种种微妙复杂,特别是作者抛弃了以往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偏激简单的道德立场,从是否“说老实话”的现象背后挖掘出它的要害所在——利益冲突,并能以冷静客观的态度予以详细辨析,使文章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这种科学的态度与方法至今对我们仍然大有教益。